基础设施定义及理论介绍

如果你对该问题感兴趣的话，推荐你看看《中国公益基础设施：分析框架与投资策略》这篇报告，下面是部分摘录的内容，具体请以原报告为准。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按《经济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的释义，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提高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的经济活动，其 基本要素是交通运输、动力生产、通讯和银行业、教育和卫生设施等系统以及 具有良序的政府和政治结构”（Greenwald, 1982）。从经济学界对基础设施这个非 常简短的界定中不难看出，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含了各种对 经济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有积极影响的软硬件诸要素。 从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的系列年度报告中，我们亦可管窥国际社会 对基础设施关注重点的不断扩展。世界银行《1994 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 供基础设施》专题讨论了提供基础设施对一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价值；同时，也正是在这本报告中，世界银行明确地将 基础设施划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economic infrastructure）与社会性基础设施 （social infrastructure）；其中，经济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公共事业（public utilities, 如电力、管道天然气、电信、供水管网、环境卫生和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收集 处理等）、公共工程（public works, 如用于灌溉和排水的大坝和河道工程、道路 等）以及其他交通运输部门（铁路、城市交通、港口、水路和机场等），这三项 经济性基础设施是 1994 年的年度报告探讨的主体部分；而社会性基础设施则通 常包括教育和卫生等；对此，该报告仅有所提及但并未展开系统论述（World Bank,1994）。

不过，在此前一年发布的《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 中，世界银行专题讨论了政府三管齐下投资于健康这一社会性基础设施对于促 进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World Bank, 1993）。在极具社会影响力的《1997 年世 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国家》中，世界银行将“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 础设施”作为每一个政府核心使命的五项基本职责之一①，强调政府在建立和维 护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增长中所要承担的重要责任（World Bank, 1997）。在 《1998/1999 年世界发展报告：以知识促进发展》中，世界银行从另一个视角将 基础设施进一步宽泛地划分为“硬”基础设施（‘hard’ infrastructure）和“软” 基础设施（‘soft’ infrastructure），前者如交通、通讯等，后者如有效的法治、 金融和教育体系等（World Bank, 1998）。在《2002 年世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 体制》中，世界银行则特别强调，那些软基础设施，例如构建各种正式和非正式 的支持市场发育和有效运行的制度（institutions）②，对于促进发展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World Bank, 2002）。

基础设施的相关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他在《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系统论述了政府提供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职责。在批判当时流行的重商主 义的基础上，亚当·斯密在这本划时代的巨著中建立了一种自然自由体系，并 阐释了这一体系中政府（sovereign，君主）要履行的三种基本职责（duty）：第 一，国防职责，即维护本国安全，使之免受他国的暴行和侵犯；第二，司法职 责，即建立严明的司法行政机构，以尽可能保护每个国民使之免受其他社会成 员的不公正行为或压迫；第三，公共服务职责，即建立并维持某种公共工程 （public works）和公共机关（public institutions），主要包括便利于一般商业和特 殊部门的公共工程和机关以及对青年以及其他年龄人群的教育支出（Smith, 1776/1979)。

斯密进一步指出，“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 但就其性质而言，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 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来创办或维持。”这些国防和司法之外的设施 和工程，“主要是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斯密还 进一步探讨了国防、司法以及不同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费用来源。对于便利 一般商业的公共设施，如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设施，对整个社会是有利 的，由国家开支并无不当，但也可通过向使用这些设施的直接受益者收取费用 来建设和维护，若不能由自身收入维持而其便利又仅限于特定地方或区域，由 地方行政当局来投入和管理较之由国家负责更为妥当；便利特殊商业的基础设 施建设和维护，则可向该商业部门征收特别的额外费用；而青年以及一切年龄 人民的教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可使整个国家受益匪浅，因此由国家（社会总 收入）支付是合理的，但也可以有直接受益者付费和慈善基金等多种其他资金 来源（Smith, 1776/1979)。斯密对公共工程等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资金来源和责 任分担的精辟论述，为思考基础设施发展和政府职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在 200 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兴起，政府直接投资基础设 施（公共工程，public works）作为政府公共支出的重要部分进入学术研究和政 策实践的视野，并成为应对“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这一资本主义发展中 的重大危机的重要政策工具（Harris, 1994）。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这本极具革命性的经济学巨著中,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阐述了政府以公共工程建 设扩大就业、弥补有效需求之不足，并进而以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带动 经济复苏的逻辑（Keynes,1936），这成为二战后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重要的理 论基础。

对于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机制的早期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基于后发地区工业化问题研究提 出的“社会间接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概念①和“大推进理论”（Theory of the Big Push）。罗森斯坦-罗丹是全球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也是均衡发展理 论的重要创立者。罗森斯坦-罗丹的这一思想最早体现在他 1943 年发表的对于 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论文中（Rosenstein-Rodan,1943），并在 1961 年 出版的题为《“大推进”理论笔记》的书章中作出了更系统的阐释。他认为，社 会间接资本包含了诸如电力、交通和通讯等重要的基础产业，这些产业须居先 于那些更快地产生收益、具有直接生产性的投资；同时，它们构成了整个经济 的框架或基础设施和间接成本；而社会间接资本最重要的产品，则是在其它产 业中创造的投资机会（Rosenstein-Rodan, 1961）。

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的主要论据和理论基础，主要是国民经济体 系中生产函数、需求和储蓄供给三个方面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在生 产函数不可分性方面，罗森斯坦-罗丹阐释了基础设施供给上的社会间接资本所 具有的过程不可分性和时序不可逆性，如能源、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酝酿周 期长，须先于直接生产性投资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这些基础设施往往初始投资 规模巨大而可变成本较小，同时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持久性，一旦形成要改变 就较为困难。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性（external economy），市场机制通常并不能提供最优的供给规模。需求不可分性则强调一 国或地区各产业的关联互补性，要素投入能力和需求市场容量相互影响。储蓄 供给不可分性则强调较低的居民收入和相应较低的储蓄水平相对于最小临界投 资规模的缺口。基于此，罗森斯坦-罗丹认为，为促进一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社会间接资本投资应优先于直接生产性投资发展，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社会间接资本投资要占到总投资的 30-40%，要通过对多个关联产业部门特别是基 础产业（basic industry）的规模化投资，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RosensteinRodan,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