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中国发展有何影响？

未减缓的气候变化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和繁荣构成重要威胁。

1.气候变化之下的繁荣

未减缓的气候变化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和繁荣构成重要威胁。相对而言，在 2020 年美国圣母大学全 球适应倡议国家（ND-GAIN）指数对 181 个国家的气候脆弱性排名中，中国名列第 61 位。目前，气 候变化已对中国产生影响，预计在未来几年这种影响还会加剧。随着平均气温的上升，自然灾害和热 浪、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将会增加。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其不同地区的具体气候 风险敞口和驱动因素也不尽相同。

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中国人口密集且经济方面至关重要的低海拔沿海城市构成威胁，据估计这些城 市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中国已在频繁经历海岸洪水、风暴 潮、海岸侵蚀和海水入侵。除非采取进一步的适应性措施，否则，因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导致的 洪水损失可能会增加。例如，到本世纪末，上海和广州都市圈面临风险的 GDP（按 2019 年平价购买 力计算）每年可能分别超过 1.6 万亿美元和 2910 亿美元（Bernard 和 Shepherd 2021）。

在沿海地区面临洪水风险的同时，中国北方和西部内陆省份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也面临更加频繁 和极端的热浪和干旱。这将给已被过度开发的水资源增加压力，并加剧水安全风险，这将对农业产生 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农业是中国农村收入偏低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中国在从水资源丰富的南方省 份向水资源匮乏的北方省份调水方面投入巨额资金，但气候变暖可能会减少中国所有主要河流源头的 融冰水量，这突显了将注意力转向改善水资源管理的必要性。除对人类生计的风险外，过度取水对生 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需考虑在内。

气候影响造成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对中国经济收入较低家庭的影响往往更为严重。过去五年， 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平均损失为 760 亿美元，约三分之一的农业用地受到影响。研究表明，这 些影响未来可能会加剧。例如，由 Hallegatte 等人（2017 年）建立的世界银行模型估计，视气候情景 的不同，气候变化最早可能于 2030 年导致 GDP 损失 0.5% 至 2.3%。在最严重的气候变化情景 下，收入最低的 40% 人群的收入将遭受严重的损失——到 2030 年其收入损失幅度可能高达 4.7%。其 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估计数据，视气候情景的不同， GDP 在未来十年的损失将占 GDP 的 0.5% 左右， 到本世纪中叶将占 GDP 的 0.5%-3.5%，到 2100 年将占 GDP 的 1%-6%（欧洲 - 地中海气候变化中心 （CMCC），2021 年；瑞士再保险机构，2021 年）。

此外，尽管在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善，空气污染（与中国的碳排放密切相关）严重威胁着数以 百万计中国人的福祉。尽管近年来空气质量有了显著改善，但仍有 42% 的中国人口生活在不符合世卫 组织（WHO）空气质量指引的地区，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颗粒物 2.5（PM2.5）浓度都高于世界卫生组 织建议的临界值。据估计，中国每年约有 150 万人死于由空气污染引起的慢性阻塞性呼吸系统疾病和 其他健康问题。据估计，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 GDP 的 0.5%。此外，已有证据表 现空气污染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Chang 等人，2019 年）。如这份《中国国别气候与发展报 告》所示，将这些影响考虑在内将会显著增加气候行动的经济回报。

因此，从源头缓解气候变化、增强气候韧性是中国的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中国应对气候风险的 政策将由其在全球经济和环境中的独特地位所决定。这些政策包括在减缓和适应措施之间的平衡。中 国在全球努力控制温室气体引起的温度上升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中国和其他大型排放国 （包括在历史累积排放中占比过高的高收入经济体）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有效努力，《巴黎协定》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本报告着重强调了中国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路径、从而限制上文描述的 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实际气候风险。虽然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是重要的，但与其他国家一样，中 国也必须同时适应和建立韧性以保护人类生命、避免气候变化残余影响所造成经济损失。因此，必须 将适应和缓解纳入综合性气候与发展战略。本报告特别强调了有助于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措施。

2.经济空前发展，但环境压力增加

在过去的 40 年里，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但同时也经历了碳排放的增加。 与其他工业国家一样，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展示了人均收入增长和人均排放量上升之间的密切联 系。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导致人均收入增长了近 30 倍，但同时也导 致同期二氧化碳排放量（CO2）增长了 10 倍以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WDI]，气候分析指标工具 [CAIT]）。增长和排放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反映了深层次的相互联系：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取得前 所未有的发展成果的驱动因素——资本深化、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导致了碳排放的增加。 较强依赖能源密集型活动来推动经济发展促使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成为最大的能 源消费国，而依赖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使中国成为当前全球最大的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国。

尽管在当前排放中占了很大份额，但中国的历史累积排放量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排放量。北美、 欧洲和东亚（包括中国）的历史累积人为碳净排放量分别为 23%、16% 和 12%。7 按人均计算，中国 2019 年的排放量（每年 9 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超过了欧盟（7.6 吨二氧化碳当量），但仍略低于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10.7 吨二氧化碳当量），并远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17.6 吨 二氧化碳当量）。然而，中国 GDP 的碳强度——产生一单位产出所需碳量——仍然相对较高（表 1）。 自 2016 年以来，工业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减缓了排放量的增长，尽管中国 的绝对排放量在过去十年中继续以每年 2% 的速度增长。而且，尽管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至关重 要，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必须同时适应和建立韧性以保护人类生命、避免气候变化残余 影响所造成经济损失。

中国碳排放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依赖煤炭的电力行业和重工业所推动。中国的煤炭依赖型电力行 业在碳排放中所占份额最大，发电和供热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贡献率为 45%，但由于能源结构逐渐转 变，电力行业的排放量近年来开始温和下降。中国工业行业的排放量仍然非常大，2018 年占 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 33%，而美国和欧盟工业行业排放量的占比分别为 9% 和 12%。这反映了中国作 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其规模庞大、碳强度高的建筑行业和重工业——钢铁、水泥和 其他建材行业。重工业占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96%，其中仅水泥和钢铁行业就占 85%。交通运输业 的排放量约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8%，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刺激汽车化和出行需求，交通运输行业的 排放量还会继续增长。最后，随着收入和城市化率的提高，低能效建筑存量和建筑面积的增加导致建 筑占温室气体总排放总量之比达到 5% 左右。

中国庞大的出口行业也是排放的来源。中国是嵌入排放的净出口国，据估计，2018 年，中国有 13% 的国内“生产侧”排放量被嵌入到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中。8 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 （WTO）。在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快速增长的推动下，中国在加入 WTO 之初的碳排放量快速 增加。在 21 世纪头 10 年，生产侧排放量增长超过了消费侧排放量，而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 盟的生产侧排放量出现下降。最近，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外部再平衡、以及出口占 GDP 份 额的下降，中国总出口中嵌入的碳排放量开始下降。制造业的嵌入碳排放量占 88%，反映了中国制造 业的比较优势，其中化工产品（17%）和金属产品（17%）的嵌入碳排放量贡献最大。

国企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在碳密集型行业。据估计，国企约占 GDP 的 25%- 40%，约占就业的 40%10。对中国大部分排放量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的行业（煤炭、电力、石油、天然 气、钢铁和水泥等）的价值链由国企控制。据估计，国企约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一半（Clark 和 Benoit，2022 年）。因此，解决国企排放问题将成为中国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组成部分。 中国的气候目标并不是其经济需要调整的唯一原因。在过去十年中，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逐渐放缓， 反映了人口结构的不利影响和生产率增速的急剧下降。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尤其是在碳 密集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已导致经济回报快速下降。中国的中长期增长前景越来越依赖 于其重振生产率增长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能力：从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到创新，从出口到国内消费， 从工业到高价值服务，从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到更多由市场驱动的资源配置。正如我们在本报告中所 展示的那样，中国为了保持增长所需的改革也将显著降低气候行动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