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体系分析

金融基础设施是支撑国际金融中心高效运行的支柱，在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高速发展的趋势背景下，加快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上海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必要前提。

1.以资本市场为抓手，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当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传统的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转型过程面临两大关键难题:其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房产的投资属性普遍性下降导致其吸收居民储蓄乏力，家庭财富配置逐渐倾向银行存款，这一趋势不利于盘活资金、激发经济活力。其二，新质生产力培育机制有待持线探索，以银行贷款为主要模式的间接融资对抵押资产具有较高要求，不利于充分释放科技创新类轻，为上述资产企业的经济活力。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提振资本市场”难题提供解决思路。我们认为，提振资本市场一方面能够有力吸纳自房地产市场溢出的流动性，促进居民资产配置再平衡，盘活居民储蓄存款，释放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为新兴科技类企业提供多层次的直接融资渠道，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因此，资本市场或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关键抓手。

上海拥有全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枢纽，应积极把握国家经济转型的窗口期，大力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引导资本市场回归投融资功能，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探索有效机制。第一，规范资本市场制度性问题，促进可持续健康发展。此前一段时间，中国股票市场一定程度上存在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造假、上市价格虚高、上市公司关联操作等漏洞，不利于股市长期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提振资本市场必须以完善资本市场制度短板为前提,需要严格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加大退市监管力度、加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推动行业回归本源。在此过程中，需要上海积极配合证监会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方案，加强信息披露，加强金融机构及公司财务信息审核，避免财务造假。

第二，上海证券交易所积极承担IPO审核责任，规范上市审核流程，助力资本市场制度改革提振资本市场的根本目标之一在于，畅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新质生产力培育机制，因此股票发行是其中核心环节。2023年2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承担IPO审核责任，即由交易所负责受理公司上市申请，审核后提交证监会注册，同时要求交易所通过问询等方式开展发行上市审核工作，形成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审核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为全国最大的证券交易平台，需积极承担资本市场改革重担，提高审核工作透明度，严守审核标准、规范审核流程，严把上市关口，筛选出更具竞争力和成长潜力的企业进入市场。

第三，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成长。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堵点。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工作合力，实现资本市场稳健运行与中长期资金稳定回报的良性互动。需要上海积极做好国家级基金在沪投资服务，在加强全国社保基金长三角科技创新专项基金落地服务的同时，做好其他国家级母基金、央企基金的对接引进，推动加大在沪投资布局。支持保险资金和银行理财资金加大对本市重点产业和硬科技领域投资。支持企业年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按照商业化原则投资股权投资基金。

2.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金融数字化竞争优势

金融基础设施是支撑国际金融中心高效运行的支柱，在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高速发展的趋势背景下，加快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上海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必要前提。

首先，着力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支付、登记、结算、清算、托管等金融基础设施运营体系。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运行体系是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推动境内外市场联动、打造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基础和前提。目前，上海市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积极配合，金融基础设施运营体系建设已取得明显进展。20世纪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上海总部，随后各类清算、结算类金融机构相继“落户上海”当前，上海已汇聚起上海清算所、上海票交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原油期货交易平台、上海保交所、科创板等重要金融结算运营机构，为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次，应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聚集，推动金融机构多元发展，助力金融市场扩容。202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交额达到496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6%;上海银行间市场成交额2114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24.1%。2023年，上海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突破24万亿元人民币，上海各金融交易市场规模均呈现稳步扩张趋势。在全球视角下，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也显著提升。根据上海资产管理协会发布的《2024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报告》，截至2023年底，上海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1771家，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近三分之一;全国9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中7家落户上海;全国5家外资控股理财公司全部落户上海;90家国际资产管理机构参与上海市QFLP试点，63家参与ODLP试点。然而，外资金融机构的实际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例如，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偏低，2023年8月，上海外资银行总资产约为16772亿元，占上海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仅为7.2%，同比增速6.59%低于上海商业银行的平均增速(9.2%)。未来，需要上海继续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鼓励本地的金融机构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沪展业，鼓励更多金融机构设立上海总部，打造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把握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发展趋势，推动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数字科技的发展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金融基础设施作为现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调整生产关系适应数字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数字金融、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在产业革命、科技进步与政策要求的多重影响下，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全国城市新市民数字金融服务指数报告(2023)》显示，杭州是数字金融服务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位居第二，为把握金融科技迭代创新机遇，上海也不断加快数字金融转型步伐，采取多项政策与实践聚力打造上海全球金融科技中心。2024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高质量推进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行动方案》，从“构建金融科技创新支撑体系”“打造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场景”“提升金融科技监管与维护金融安全水平”等七大方面提出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上海方案”。2024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与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度合作，成功发放首笔基于上海数交所推出的数据资产信贷服务产品“数易贷”的数据资产质押贷款。截至2024年6月，上海基于“数易贷”落地的数据资产质押贷款已有7笔，融资金额超过3000万元。

上海应积极把握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推动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鼓励银行、支付机构推进支付服务向移动化、智能化、场景化方向发展;支持上海清算所、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中国银联等支付系统、清结算基础设施加强科技赋能。另一方面，支持建设金融科技集聚区。进一步优化上海“两城、一带、一港”金融科技空间布局，支持浦东新区、黄浦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标杆性金融科技集聚区,打造浦东“陆家嘴金融城+张江科学城”、黄浦“外滩金融集聚带+中央科创区”、临港“滴水湖金融湾+科创总部湾”等金融科技产业融合示范区域浦东新区、黄浦区、临港新片区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出台专项配套扶持政策，集聚金融科技产业核心要素，引进高能级金融科技创新主体。

3.加快推进自贸区金融开放试点，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

党的二十大部署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强调要“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的引领作用”。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在此战略背景下，自贸试验区凭借其金融试点功能成为当下中国金融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是建设时间最早、布局最为完善的自由贸易区，释放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活力，不仅能够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跃升，更能以点带面，为中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可供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开启建设自贸区的战略蓝图。方案提出“建立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新路径。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提出“大力促进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及时总结评估、适时复制推广”，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三大方向提出四十条具体方案。2023年8月，上海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进一步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的若干意见》，在开放创新业态、提升数据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提出新要求。系列政策为上海自贸区的金融、贸易建设提供了全面的指引，同时明确了自贸区金融开放试点的战略功能，为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供了时代契机。

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上海自贸区助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抓手之一。2022年，上海市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到19.53万亿元，占全国跨境收付总额46.3%，这一比例较 2016年的 23%大幅提高，可见，上海已成为人民币跨境循环的重要资金集散枢纽。在上海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中，资本和金融账户收付额达到17.27万亿元，占比88.4%，经常项目占比不足12%，且上海经常项目收付金额占全国比例仅为 21.6%，大幅低于资本与金融账户的54.5%,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为进一步增强上海在人民币跨境流出和回流中的中转功能，应当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优势。一方面，依托跨境贸易推广人民币在贸易支付结算中的使用程度。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创新推出了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支付结算业务，极大提高了自贸区跨境电商业务量的增长，交易效率和安全性明显提高。未来应继续创新人民币跨境使用方式，提高商品贸易、跨境电商中的人民币结算额。另一方面，利用上海技术及贸易优势，打造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先头兵。目前，上海正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应用场景试验。例如，通过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协作，开展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汇款和贸易结算测试。需要上海进一步依托自贸区和临港新片区的政策优势，构建高效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提高交易效率;建立高标准的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试验区，积极拓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还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贸往来，为沿线国家和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支付手段。

4.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提高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资本账户开放之路稳慎推进。2014年，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启动，两地投资者可通过当地证券公司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随后，“沪伦通”于 2018年正式启动，有效推动国内股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动。此外，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会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支持临港新片区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深化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ODLP)试点。上海在助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起到了先锋示范作用。

2017年之前，境外投资者对国内金融资产的投资额度相对较小，波动影响较为有限，随着资本市场开放敞口扩大，外资波动性显著提高。对比2015年及2021年国内股市上行周期中外资流动情况可以发现，2015年6月上证指数单日最高达到5178点，2021年最高约达到3700点，股市涨幅明显低于2015年，但外资波动程度却大幅提高。2020年12月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达到2547亿美元，同比增长72.8%，自2022年第四季度起，境外证券投资快速撤离，半年度净流出额高达1079亿美元，同比流出2824亿美元。可见资本账户开放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外资的波动性。而外资快速涌入和退出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资本市场波动,回看2015年12月与2021年12月的股指高点可以发现，外资净流入额的阶段性峰值明显领先于股指峰值，外资转向退出后，股指下跌后，可以推测，外资撤出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股市下行压力，或将导致财富外流。

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需要持续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但必定要以维护稳定为准则，力求吸引长期资本入市，控制短期投机资本波动。其一，应发挥上海金融监管部门的宏观管理作用，对异常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干预。其二，应积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升企业跨境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引导企业主动利用外资，鼓励符合要求的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发行外债。2023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240亿美元，历史变动轨迹较为平稳，应积极探索扩大实体经济外资利用程度，提高上海的外资配置能力。其三，打造具有国际声誉的金融产品“上海价格”。例如，上海黄金交易所于2014年9月设立了“黄金国际板”，首次推出人民币大宗商品基准价，于2016年推出“上海金”集中定价机制、2019年推出“上海银”集中定价机制，改变了过去黄金白银价格一直被视为国际市场“影子价格”的情况，推动形成伦敦、纽约、上海“三足鼎立”的定价地位。

5.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期。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如何构建更加稳定和互利的国际合作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促进亚、欧、非地区的互联互通和共同繁荣，成为当前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2023年,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达到251.2亿美元,同比增长 34.7%，占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61.7%。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东盟国家对灵活、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和创新性金融解决方案的需求日益增加，尤其是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数字经济能力方面。然而,与东盟的经济地位相比,其金融资源配置却显得不足，特别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布局上。为解决这种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基于中国与东盟、带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积极推动金融合作跟进，为快速增长的区域经贸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撑，进而提高东盟、带路国家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因此，深化上海对东盟及“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服务，是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影响力和竞争力、高质量服务中国经济外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

第一，通过跨境融资助力中企拓展东盟市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截至2023年末，中国企业在东盟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已超过7400家，雇佣当地员工超72万人，为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此过程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大型城市的上海，可以通过利用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债券发行等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为企业参与东盟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目前，浦发银行充分发挥其国际化金融平台的优势，深耕中国-东盟合作区，通过离岸金融、自贸金融、境外分行与投行、避险工具和跨境托管等业务，为企业在东盟的高质量产业合作领域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上海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通过丰富的金融工具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助力企业出海。

第二，建立跨境人民币结算和清算体系，建立更加便利和高效的经贸往来。上海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枢纽，通过建立和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为东盟国家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便捷、高效的清算和结算服务。CIPS系统允许东盟国家的企业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从而降低汇率波动风险，简化交易流程。目前，东盟10国均已加入CIPS，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已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截至2023年末，东盟国家共有112家金融机构成为CIPS参与者(包括19家直接参与者和93家间接参与者)。2023年，CIPS共处理中国与东盟国家跨境人民币业务67.4万笔，金额10.8万亿元。随着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使用日益普及，这一金融合作机制有效降低了汇率风险，优化了交易流程，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深化中国-东盟经贸联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推动绿色金融合作，助力东盟国家可持续发展。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东盟在2023年通过《东盟能源转型路线图》，使绿色金融成为推动其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的关键手段。近年来，上海正全力加速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建设步伐，比如成立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绿色金融服务平台等，旨在为全球范围内的绿色转型进程提供金融支撑与服务，因此，有望与东盟国家进行合作，助力其发展绿色金融。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引领作用，积极参与东盟碳市场建设，从定价机制、市场参与者和金融工具等方面助力东盟扩大碳市场容量，促进碳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良性循环。同时，上海金融机构应加强与东盟国家在绿色债券的合作，促进跨境绿色资本流动。新加坡计划到2030年发行350亿新元的绿色债券，而上海的金融平台可以为这些债券的全球发行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对接，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化发展。此外，上海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提供绿色信贷，支持东盟国家的企业开展低碳项目。例如，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国际金融公司(IFC)在菲律宾发行绿色债券以推动菲律宾可再生能源部门的发展。上海的银行也可通过银团贷款和绿色信贷等方式，参与这些绿色项目的融资，进一步推动东盟国家的能源效率提升和低碳转型。

第四，凭借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为东盟国家提供全方位的数字金融支持。2018年以来东盟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如《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和《东盟数字总体规划 2025》，致力于构建无缝的数字支付体系，数字金融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当前东盟国家数字金融供给仍然不足，特别是在数字支付、数字借贷等领域。当前，上海在数字金融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可以通过多方面助力东盟数字金融发展。自2021年11月成立以来，上海数据交易所已持续推动“数据商业化”模式创新，并于今年6月启动了全国首个数据资产交易市场的试运行。因此，上海凭借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优势，能够帮助东盟构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满足庞大的数字金融需求。此外，上海的金融科技企业通过布局东盟市场，输出数字金融技术和经验，可以帮助东盟国家提升其金融服务能力。比如，蚂蚁集团等上海总部的企业，可以通过与东盟国家的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在当地推广电子支付和电子钱包服务，借助先进的移动支付技术服务提高东盟地区的金融普惠性，尤其是在农村和中小城市。

第五，推动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打造支持“一带一路”往来的金融大动脉。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上海充分发挥其金融资源优势，逐渐成为国际和区域机构的集聚地，不仅提升了其国际话语权和金融资源配置能力，还成为区域金融合作的平台和枢纽。通过与东盟国家的资本市场对接，上海为其提供更便利的资本流动渠道，推动东盟国家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在上海发行股票、债券等融资工具，吸引更多中国及全球投资者。当前，新加坡大华银行、泰国开泰银行等均在上海设立分行，可以利用上海的资本市场进行广泛的金融交易。这些分支机构不仅为东盟企业提供了在中国市场的融资渠道，也使上海成为东盟资本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同时，上海金融机构也借助这一合作机会，在东盟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推动金融服务的布局，打造全球金融治理中心。202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新加坡交易所建立了资本市场合作机制,沪新两所将着力强化在ETF产品互通方面的合作，支持中新市场机构合作开发ETE互通产品，为两国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境投资选择。这种多层次的合作，不仅推动了双方资本市场的高效对接，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6.构建全面的风险防范体系，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房地产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以及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偏高的背景下，防范内外经济冲击、保障金融系统安全性已成为重中之重。近年来，上海通过加快完善法治体系、加强监管等手段，积极构建全面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一，加快推进整体金融法治体系建设。从政策层面来看，上海通过不断加强金融法治建设持续提升金融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20年，上海出台《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明确界定了金融监督管理的基本原则，规定金融组织的行为规范、监管措施以及风险防范与处置办法。2021年后，上海市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出台了18部浦东新区法规，在规范金融活动、提高监管效率、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践层面来看，2018年，上海成立中国首个金融法院，创新推出金融市场案例测试机制、优化跨境金融案件审判工作机制，有效提高了跨境金融纠纷解决的便利化程度和裁判的可预期性。2023年3月，上海金融法院发布《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协同机制》，全面加强金融司法与监管的协同配合。

第二，有序推进金融监管创新，探索金融政策新空间。上海自贸区在探索金融新政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例如，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设立分账核算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实行“一线审慎监管、二线有限渗透”的资金流动管理模式，率先建立了可控风险的金融管理制度。2015年，上海银监局在全国率先借鉴境外监管沙盒经验，创设了上海自贸区银行业务创新监管互动机制，利用自贸区的试验平台为现有政策不完善、无覆盖、不清晰的领域提供先行先试的“绿色通道”。2024 年9月，上海市发布的《上海高质量推进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探索更加灵活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主体参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实施、中国证监会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等试点，加强与各金融管理部门间的协商配合，支持跨业务领域的创新项目开展测试。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上海将继续为金融科技创新探索提供监管建议和政策支持。

第三，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共同筑牢金融安全保障体系。2024年8月，《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市人民政府应当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建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适中心建设条例》提出，应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探索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一体化监管路径……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建立金融市场快速应对机制,防范股市债市、期市、汇市等风险跨市场传导，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未来，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增强上海的金融安全保障，提高对金融风险的快速反应能力，为区域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提供坚实保障，同时也为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和创新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