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风险点在哪？

全球贸易保护已经常态化、复杂化，甚至成为政治对抗的工具，并使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呈现出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大国博弈环境下，出口产能错配，出口风险增加 正如课题组一直强调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凸显了全球生产的脆弱性，美欧国 家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和产能，中国的巨大产能优势14和俄乌冲突僵持加深了美 国、欧盟对中国供应链的不信任，全球贸易结构仍处于区域化、安全化、友邦化 的深度调整过程中。从市场结构看，过去迅猛发展的全球化分工造成了当前集中度较高的寡头市场结构，为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博弈提供了市场基础。根据工业和 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2023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 30%，连续 14 年居全球第一。在 50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 第一。全球贸易结构和贸易环境均显示：超级全球化的时代已经终结，中美为主 的大国博弈已经并将长期主导国际贸易格局。

大国博弈主导全球贸易格局带来的短期影响主要体现为出口产能在国家间 出现错配。自中国在 2001 年年底加入 WTO 之后，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影响 下，中国逐渐建立了面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产能。但疫情以来，中美主导的大国博 弈逐渐主导全球贸易格局，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并 导致 2023 年以来的中国出口在国家间出现分化。这一分化主要体现为：中美大 国博弈主导了出口需求，来自美国及其友邦的出口需求下降，来自非美国阵营（俄 罗斯等）的需求出现上涨，而长期适应欧美市场的出口产能未做出及时调整。2023 年，中美、中韩、中日贸易额分别下降-11.6%、-13.5%和-10.7%，出口动力转向 俄罗斯、东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俄贸易额大幅上涨 26.3%。一方面， 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产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不信任，直接导 致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及其盟友的贸易增速下滑；另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 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日益紧密。尤其对于中国出口供给，存在产能错配但并非 “产能过剩”的问题。未来几年，随着出口产能错配逐步被纠正，中国出口增长 潜力将进一步被释放。

大国博弈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友邦化、本土化，是造成中国出口产能 在国家间错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区域化友邦化意 味着较多的贸易将逐渐转移出中国。尤其是对于更有可能多次跨越国境的中间品 贸易而言，这些产品的上下游联系较强，更可能存在主导企业，而在面临巨大的 大国博弈风险的情况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主导企业发起产业链转移，尤其是把产 业链移出中国，从而规避中美博弈的政策风险以及产业过度集中的脆弱性风险。 此外，本土化意味着全球生产更加往最终消费市场聚集，也将消灭部分最终品的 贸易。因此，大国博弈将同时削弱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的进 一步萎缩。

全球贸易保护已经常态化、复杂化，甚至成为政治对抗的工具，并使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呈现出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不仅损害存量贸 易，也将对企业数量、产品数量以及贸易伙伴数量产生不利影响，阻碍出口的包 容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持续的逆全球化浪潮、政治冲突以及新冠疫情等突发 事件均凸显了全球化生产的脆弱性，大国博弈环境下，各国更加注重产业链和供 应链的安全性、完整性、以及产能，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仍处于多元化、区域化、 友邦化的调整进程中，中国外贸同时面临需求收缩和供应链外移风险。

大国博弈主导全球贸易格局还将推高贸易风险，并带来长期影响。第一、经 济效率不再优先，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演变方向的预判应基于博弈思维，不能 再以市场规律为主导。尽管中美关系仍将出现阶段性缓和，但是中美竞争和博弈 将主导长期趋势。美国正试图通过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多途径将更多系统重要 性国家置身到中美博弈中，以全面遏制中国。2023 年以来，美国有意与其他国家 加深合作，与欧盟签订《跨大西洋贸易协定》、《关键矿产协议》等，与日本签订 《日美贸易协定》，削减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并加强合作，以对冲中美经 贸脱钩风险并减少其在关键产业链上对中国的依赖。除了瞄准全球价值链外，美 国更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协议破坏中国与东南亚、日本、韩国 等亚太国家的产业链联系，以打压中国在亚太区域产业链的中心地位和参与度。 在此影响下，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选择在美国和日本建立工厂（尽管台 积电在美国的制造成本比在中国台湾高 50%左右），以规避中美博弈风险。跨国 决策已经从成本-收益的市场决策转向博弈视角下的策略决策问题，大国博弈风 险已经取代市场因素，成为决定国际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中国已经面临持续的 产业转移，全球贸易也将持续萎缩。第二、绝大部分贸易品均已暴露在极高的中 美博弈风险和不确定性环境中。2022 年以来，美国不仅强调供应链安全，也同样 看中就业和产能，所有行业都将成为中美博弈的战场，无一幸免。对于战略竞争 行业（芯片、新能源汽车产业、先进制造和关键材料、生物医药、基础技术等）， 美国正以出口管制、补贴、禁运等方式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其供应链之外，战略竞 争行业的供应链面临中断风险；对于其他行业，美国正通过维持较高的中美双边 关税和产业刺激计划，引导附加值较低的企业将供应链移出中国，非战略竞争行 业面临供应链转移风险。以上存在供应链中断风险和转移风险的行业覆盖了中美 约 65%的贸易额，其余行业也通过行业间的上下游关联受到间接影响，中国面临着全行业范围内的供应链调整风险。第三、大国博弈思维也已经影响到最敏锐的 跨国决策。例如，巴菲特减仓中国增持日本，摩根大通等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跨 国企业继续对华销售并扩展在华业务等。这些事件标志着从成本-收益分析为主 的市场决策已经不是理性市场主体的最优选择，而更加适合博弈环境的策略型决 策将越来越多，这也导致“黑天鹅事件”频发。同时，大国博弈风险将逐步取代 市场因素，成为决定国际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

（二）全球贸易成本仍处于上升通道 运输成本持续上升。自 2023 年 12 月红海冲突爆发以来，中国集装箱运价指 数大幅上涨，目前已经远远高出 2023 年的水平。其中，欧线指数受红海危机的 影响最大，中欧贸易将受到较大影响。目前，INE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的收盘 价和结算价均处于持续上升过程中，预计 2024 年集装箱运价将处于较高位置， 高昂的国际运价将削弱国际贸易活力。

国际贸易保护呈上升态势，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高企。持续的逆全球化浪 潮和政治冲突等负面因素导致了当前大国博弈主导的全球贸易格局。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国际贸易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也持续 上升。2024 年 5 月，美国在延续以往对华高关税的基础上，宣布将针对中国的 新能源（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半导体、医疗、钢铁等产品加征 25%- 100%不等的关税，其中，今年 8 月开始，美国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组件 等“新三样”产品加征关税，届时，电动汽车的总税率将达到 102.5%；此外，美 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半导体管制，把对中国出口芯片的限制进一步扩展到包含相关 被限制芯片的笔记本电脑，并把多家中国实体企业列出其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4 月，墨西哥提高了涉及钢铝、纺织品和服装、鞋类、木材等产品的最惠国关税， 墨西哥是中国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国出口墨西哥的相关产品将受到影响； 欧盟也计划于 7 月初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 17.4%-38.1%不等的临时反补 贴税，尽管中欧双方仍有谈判空间，但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排斥将是长期的。 除关税以外，美国、欧盟还强化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等非关税壁垒。

全球经济虽有所好转，但仍面临较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是全球经济下行 风险。根据 IMF4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24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仅与 2023 年持平，反应了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仍然偏弱。较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出 现下滑，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墨西哥、巴西等较多中国的重要 贸易伙伴。二是全球政治风险。2024 年是全球大选年，而大选年往往伴随着较多 的贸易保护措施。此外，大选年也意味着政治环境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并与贸 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叠加，导致贸易活动受阻。 三是全球贸易增速下滑风险。当 前情况下，贸易活动已经形成全球产业链，导致全球各国的贸易联动性较强。因 此，2024 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货物贸易强劲增长的结果。 2024 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出现较大幅度改善，尤其是美国、日本、韩国、印度、 越南、墨西哥等国家的出口增速超过中国。但这一轮贸易复苏得益于经济基本面 的稳定、能源价格稳定以及去年较低的增长基数15。尤其是 2023 年较低的基数， 因此，随着基数效应的逐月减退，全球贸易增速或将出现回调。

地缘政治冲击贸易结构。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继续存在，不仅导致途径地中 海的国际航线运力和运价受到影响，也导致各国在地缘政治冲突中无法独善其身。 地缘政治关系必然对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当前，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限制在一些 关键领域呈现不断加大的趋势。虽然中美双方全方位的“脱钩断链”仍不太可能 发生，但双边政治经贸关系恶化给不同的企业带来不同的影响——战略和高科技 行业面临愈发升高的政治风险，而低敏感性行业受到的影响则相对有限。疫情和 地缘政治冲突使欧盟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性，欧盟开始推行产业链本土化政策， 并加强对关键产业链的保护，中欧双边贸易结构有所调整，贸易总额受到较大冲 击。

（三）欧盟更加积极地寻求“对华去风险” 疫情结束后，欧盟开始实施其“对华去风险”战略。欧盟的“对华去风险” 战略主要源于三个原因。第一，削减对华贸易逆差。2020 年之前，欧中之间贸易 逆差保持相对平稳。欧中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电信设备、数据处理器和电器套件 以及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行业。但 2021 年后，欧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根据欧盟统计16，2020-2022 年，欧中贸易逆差分别约为 1810、2490 和 4320 亿欧元。尽 管 2023 年，欧中贸易逆差较 2022 年将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 2019 年水平。欧 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有：2021 年以来，俄乌冲突加剧欧洲能源危机， 损害其能源依赖型产业的竞争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19-2023 年， 石油相关产品17的逆差增幅达 163 亿美元，占货物逆差总增幅的 23.37%；此外， 欧盟在芯片等高科技行业对中国实施出口限制进一步加剧贸易逆差。本质上，欧 中贸易逆差是市场规律和外部环境导致，难以通过贸易保护措施进行改善。第二， 减少对华贸易依赖。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使欧盟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性，欧盟 开始推行产业链本土化政策，并加强对其关键产业链的保护，“去风险”已成为 欧盟对华经济政策的核心。2020 年以来，欧盟先后数次对中国电动汽车及相关 材料发起反补贴、反倾销调查等，对关键技术、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外资安全审查， 对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出口管制等。这些措施不仅阻碍双方正常的经贸合作和技术 交流，也无助于增强其产业链韧性。第三，产业链外流，产业竞争力和完整性受 到挑战。欧盟区域产业链面临“内忧外患”。一方面，欧美产业结构相近，竞争 性强，美国加息及其密集的产业补贴计划导致欧盟部分产业流向美国，主要集中 在新能源行业。此外，生物医药以及高端制造等行业也面临向美国转移的风险。 另一方面，欧盟营商环境恶化。根据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 2022/2023》，2022 年，欧盟市场进入壁垒增多增高、行政干预增加、企业规制加 码，导致其营商环境评价从 2019 年的 73 分将至 2022 年的 64 分，阻碍外国资本 进入。2022 年，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仅占中国全年对外投资的 10.2%，为过去十 年最低点。此外，受俄乌冲突、罢工等事件影响，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经营成本 上升。据德国《商报》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接近美国天然气价格的八倍。

实际上，中欧产业链高度互补，且中国在欧盟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欧洲 本土未形成可替代中国的产业链，盲目“对华去风险”将推高其贸易成本，加剧 内部通胀，并进一步拉大贸易逆差。2022 年，欧盟对华进口中，中间品占比达 45.6%，体现出较强的互补性；从产品种类来看，欧盟进口 3423 种（HS-6 为编码产品）中间品中，从中国进口产品种类占比超过 30%。更严格的外资审查和限 制性贸易壁垒阻碍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和投资，不利于其本土产业链做大做强。中 国制造业“大而全”且正处于“走出去”的进程中，吸引中国资本对欧洲建设本 土供应链至关重要。但严格的资本审查和恶化的欧盟营商环境阻碍这一进程。出 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去风险”并不等于“去中国化”，“去中国化”也未必 能实现“去风险”目标。 针对“对华去风险”，中国可以做出一些积极应对。首先，鼓励企业改变投 资方式，以绿地投资取代并购，融入欧盟供应链体系的同时，降低欧方对技术流 出风险的担忧。第二，积极敦促欧方恢复《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推 进欧盟在汽车、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行业的公平环境建设，放松对华歧视， 为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争取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助力欧盟增强其产业链韧性。 第三，考虑到欧盟本土对中国部分产业链的顾虑，可以鼓励中欧在第三方国家开 展三方战略合作，利用中国供应链优势，助力欧盟实现产业链的区域化、完整化、 安全化。同时，第三方国家作为中欧经贸缓冲带，有助于增强中欧经贸合作的韧 性。

（四）内部需求仍将成为制约进口增速的关键因素 2023 年进入后疫情时代，国家出台各种稳增长政策，市场信心逐渐恢复，新 旧动能持续转换，国内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但仍然面临较多问题。首先、内部需 求不足，制约消费和投资增速。2024 年 1-5 月，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大规模设备 更新的政策鼓励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仅分别同比增长 4.1% 和 4.0%。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且其环比仍处于回落过程中。严峻的就业形势和 企业盈利下降是导致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第二、尽管工业生产稳步回升，但工 业企业利润仍然偏低。2024 年 1-5 月，工业生产稳步增长，达 6.2%，但工业企 业利润仅累计同比增长 3.4%，且呈逐月下滑趋势。且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有可 能是企业主动去库存周期的结果。第三、房地产市场调整，固定资产投资下行。 2024 年 1-5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40632.4 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10.1%。作为 国民支柱行业的房地产业处于下行周期并面临较高债务，使得经济活动景气度下 滑，极大制约了国内需求。此外，房地产下行和与房地产有关的债务问题也极易 引发债务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拖累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