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现状、特征、原因及影响分析

全球人口步入老龄化阶段。

当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10%/20%/30%或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 7%/14%/21%，则标志着进入了初级/深度/重度老龄化社会。其中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度过快速老龄化时期。日本、韩国等为老龄人口比例已较高的国家，已经经历高速老龄化过程。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较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较晚，但其老龄化发展更为迅速并且程度更深。美国、澳大利亚等目前老龄人口比例较高，过去老龄化进展较缓和。

印度、越南等国目前老龄化现象不严重，老龄人口占比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低水平。由于出生率较高与发展起步较晚，印度、越南等国目前老龄化现象并不严重，其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虽也有上升趋势，但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在 10%以下。

我国已步入深度老龄社会，且向老龄化进程较快，未来老龄人口占比将加速提升。2021 年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2%，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并且 65 岁以上人口增速高于欧美等国家。从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45-59 岁人口占比在 2020 年七普时形成高峰，该部分人口将在2020 年以后逐步转化为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预测，中国老龄人口将在 2050-2060 年间达到峰值，2035年预计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未来老龄人口占比将加速提升，2020-2050年将是我国老龄人口占比快速增长的阶段。

从人口增速角度切入看，人口负增长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普遍人口变化趋势。全球范围内大部分国家的人口数量正在逐年减少，其主要原因为适龄生育人口不足、生育率下降、移民流入不足等。对此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年轻人生育，例如提供育婴津贴、增加育婴假期等。将世界各国的人口增长趋势分为四大类。已经达到人口负增长状态的国家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日本人口负增长情况较典型、较严重，日本在 1970 年代以后人口增速保持在 1%以下，在2009 年以后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日本需 120 万/年出生人口才可维持人口，但2011 以后日本年出生人口数量均不足 100 万。2）韩国人口增速自1970 年代以后下降幅度较快，至 2021 年下降至负值-0.18%。3）新加坡2021 年总人口545万，同比下降 4.1%，为 1950 年至今的最大降幅，其原因一方面为新加坡移民流失，另一方面为新加坡的结婚率、生育率较低。

人口负增长趋势明显，即将达到人口负增长状态的有中国、美国、法国等。以上国家近年来人口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均较明显，且其在2021年的人口增速分别为 0.09%/0.12%/0.18%，均较贴近0 值。目前人口增长率仍较快的有印度、越南等。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20 世纪内人口增长率中枢稳定在2%左右，21 世纪以后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然可基本保证在 1%以上，其人口红利期长度较长。

人口负增长即为出生率＜死亡率。各国人口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竞争压力大，导致年轻人推迟结婚生育或选择不生育；第二，教育水平高，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第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老年人寿命延长，导致适龄生育人群占比减少；第四，移民政策严格，外来人口流入受限，导致自然增长率下降。通过出生率、死亡率两方面分析我国人口负增长情况。出生率方面，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从2016 年的13.6‰降至 2022 年的 6.8‰。历史上我国人口出生率有多次下降。1）1957-1961年、1963-1979 年的下降：分别降至 1961 年的18.0‰、1979 年的17.8‰，此时我国生育率受历史政治事件影响有所波动，且我国卫生条件改善也对生育率降低产生一定影响。2）1987-2010 年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胎化”政策稳步推行，推动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出生率由1987年的23.3‰下降至 2010 年的 11.9‰。3）2016 年至今的下降：尽管2016年元旦二胎政策正式实施以缓和我国人口矛盾，但我国人口出生率仍在此6年间下降了 0.68pct，育龄妇女人数下降、生育意愿减弱为我国2016年以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主要症结所在。

TFR（Total Fertility Rate）为总和生育率，反映了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后代的数量。TFR 数据和出生率数据走势高度相似，但TFR数据可指示一国人口的未来变化趋势，更具前瞻性。由于存在婴儿夭折等情况，因此TFR 为 2.1 可实现代际间的人口平衡，实现世界人口的自然更替。TFR小于 2 直接指向的是人口的负增长。我国 TFR 水平自1991 年开始低至2以下，因此我国自 1991 年起即存在人口负增长趋势的预示。各国的 TFR 水平大多低于 2.5，2020 年，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的 TFR 已降至 1.4/1.0/1.1/1.2/1.1 水平，其TFR水平均在1.5以下，而同期欧洲发达国家 TFR 水平分布在 1.2-1.9 之间。我国TFR数据近年下降较快，2018-2020 年我国 TFR 分别下降0.26/0.06/0.22，至2020年已降至1.28，严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30。

死亡率方面，我国人口死亡率近年以来波动不大。中国人口死亡率从1970 年开始呈现稳定下降趋势，1983 年以后稳定在7‰以下，2008年后略微上升至 7‰以上，2020 年以后受新冠疫情影响略有上升，总体看我国人口死亡率在四十年内波动不大。 一方面，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在过去60 年内持续提高，从1960年的 43.73 岁增加到 2020 年的 78.08 岁，其中，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始终稍高于男性，从 1960 年的 45.19 岁增加到 2020 年的81.06 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1960 年的 42.43 岁增加到 2020 年的75.31 岁。因此我国居民各年龄阶段的死亡率均下降，有利于提高人口增长率数据。另一方面，人均预期寿命将在长期内影响我国人口结构。预期寿命提高使得人口结构中老龄人口数量占比更高，中国65 岁以上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 8.9%上升到 2021 年的 14.20%，未来老龄人口占比继续上升的预期同样较强。而老龄人口对应的死亡率更高，因此预期寿命提高会提高人口死亡率。另外，预期寿命提高导致育龄妇女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这将降低生育率。

全球平均：全球人口的年龄分布接近完美的金字塔型。每过一年，老龄人口的自然死亡过程对应着高龄人口数量减少，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图形整体发生下浮上移，而最底部计入当年新生儿的人口增量。由于一方面，全球人口年龄结构中，30-70 岁人口占比均有增大，30-70岁人口累计占比由 2011 年的 37.42%提升至2021 年的45.40%，另一方面，虽然近十年来全球出生率仍然保持持续下降趋势，但近十年来全球青年人口占比仍然有小幅提升的情况，2011-2021 年全球0-4 岁/5-9 岁/10-14岁/15-19 岁人口占比由 8.24%/7.83%/7.65%/7.61%略微上升至8.49%/8.64%/8.34%/7.88%。因此近十年全球人口结构（图形结构）基本未发生改变。

日本：日本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十年间日本人口总体略降。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十年间人口增速为-1.86%，2021年日本总人口为 1.26 亿人。且对应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象明显。2021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 0.38 亿人，占比 29.98%，十年间增幅26.59%，其中超高龄人群人口增速较快，100 岁以上、95-99 岁年龄段，十年间分别增加254%、146%；2021 年日本 14 岁及以下人口 0.15 亿人，占比11.55%，十年间下降10.48%，其中 10-14 岁、5-9 岁年龄段人口降幅最明显，十年间分别减少10%和 11%。 虽然自然死亡仍对于高龄人群在人口结构中的构成有削薄作用，但其一，对比日本 2011、2021 年的人口结构，2011 年日本在35-39岁、60-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占比最大，这部分人口在十年间发生结构上移，对应于2021 年日本人口数量占比最大 45-49 岁、70-74 岁年龄段。其二，日本低婚育愿望催生少子化现象，因此日本新生儿出生数量在十年间未有明显提升，2021 年日本新生儿出生数量为 84.29 万人，为历史以来最低值。此为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

中国：人口负增长直接指向人口老龄化，两者具有较强相关性。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相较十年前进一步加深。2021 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3.5%，其中 8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3.4%。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呈现出“中宽下窄”的形状，即中间年龄段（40-64 岁）的人口比例较高，其中占比最高的 45-54 岁人口占比16.24%，而年轻一代（0-19岁）的人口比例较低。2011-2021 年十年间，我国100 岁/95-99 岁/90-94岁人口数量分别增长 75.7%/158.3%/146.2%，85-89 岁人口、80-84 岁人口数量也分别增长 124.8%、71.1%，远高于 5.4%的总人口增速。我国近十年新生人口数量不足导致我国近十年间老龄化程度提升。站在 2011 年时点看中国人口结构，由于历史上计划生育政策原因，2011年我国 30 岁及以下年龄段人口断崖现象较明显，重点看我国近十年二胎、三胎等政策释放的人口红利的效力大小以及持续时间的长短。但从2021年数据看，5-9 岁人口占比相较 10-14 岁人口更高，证明我国生育政策短期内存在一定促进人口增长的效应，但 0-4 岁占比仍较小，因此长期内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仍不变。

另外，我国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最大，强化我国未来老龄化趋势提升预期。虽然中国、日本、全球的出生率在长期内均持续下降，但是全球平均人口出生率的绝对水平较高，仍能保证每年新增的人口供给，从而支撑人口总量稳定。又由于近年来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可保持金字塔型不变，因此全球人口总量保持稳定可以支撑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稳固。因此进一步看出生人口同比增速，近年来各国出生人口增速水平不一，其中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降幅最明显。1960-2022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从43.4‰下降至 6.8‰，降幅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日本等国家。

我国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1）老龄化速度快。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与日本十分接近，从初级老龄化到重度老龄化的过渡期 30 多年，而对比美国和德国的这一过渡期分别是70多年和 50 多年，我国的老龄化进程相对较快。

2）未富先老。以进入深度老龄化的年份人均GDP 做对比，我国的人均 GDP 也低于上述发达国家。

升，2021 年为 19.01%，这一水平与上述几个发达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年份时接近，但我国 2020 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28，低于美日德三国进入深度老龄化时的生育率，未来我国老龄化加速的同时生育率不足，将导致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

引致人口结构变化的低出生率为老龄化主因，另外教育程度、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婚育意愿减弱以及性别失衡问题对于人口老龄化趋势均有不同程度催化。 老龄人口较多，出生率较低导致老龄化。受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分别于 1949-1959 年/1962-1973 年/1981-1991 年出现三波婴儿潮，其中第三波婴儿潮主要是前两波婴儿潮的自然延续。自2011 年开始我国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从双独二胎逐步过渡至全面开放三胎，但受限于过去计划生育导致的适龄人口基数较低，2010 年代的二胎、三胎政策对于人口出生率提升幅度有限，我国并没有“准时”迎来第四波婴儿潮，2011 年出生率短暂升高后继续下降至 10‰以下。上文已重点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速的现状，以及我国人口增速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 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出生率造成较大影响。建国初期由于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较高。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就已提出计划生育，但由于自然灾害后的补偿性生育，出生率并未在短期内下降，且后续计划生育工作一度停滞。1982 年，我国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位为基本国策，此后人人口出生率呈现逐年降低态势。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增长，使我国从高出生率国家转变为低出生率国家，并在人口结构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维度看，我国历史生育率受政策影响较大，导致我国出生率下降横向对比其他国家较严重。

三胎政策对于我国出生率的提升不强。人口出生率受适龄人口比例、结婚人口比例、生育人口比例、平均生育数量等多个因素影响。三胎政策仅可通过提升平均生育数量的方式提高出生率，较难影响前三个变量。因此在非婚非育群体增加的社会背景下，三胎政策对于出生率的提升作用较为有限。

另有教育水平、城镇化率水平提升对于生育率造成负面影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由 2010 年的 9.08 年提升至2020 年的9.91 年，其中2020年北京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全国最高，为 12.64 年，对应于6.35‰的出生率，其中西藏自治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全国最低，为6.75 年，对应于14.17‰的出生率。在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率水平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微观方面，高线城市的养育成本较低线城市更高，高学历人群转向晚育、不育的养育观念，家庭生育决策相较过去不断发生改变。女性角度看，教育水平提高促使女性参与工作，追求经济独立，因此减少生育的愿望以及推迟生育年龄。

婚育意愿减弱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2010 年以来我国结婚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2021 年我国结婚率仅为 5.40%。近十年，我国有婚姻经历人群占比下降情况在 30 岁以下人群尤为明显。一方面，结婚率下降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1）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增强，城镇生活居民的婚育意愿普遍低于农村人口，婚育年龄普遍高于农村人口。且大城市由于购房、养育成本较高、生活压力较大，因此这一效应尤其显著。2）非婚主义逐渐成为社会思潮。3）居民对于宏观经济前景、社会发展的负面预期等也对结婚率下降有所影响。另一方面，离婚率上升也对人口出生率产生部分影响。

我国的性别失衡现象增强了适婚人口向婚育人口转化过程中的摩擦。自然情况下，各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稳定在1.05 左右。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不均衡问题不断加深，在1980-2000 年之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失衡，至 2002-2008 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峰值1.18。2020 年我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为 29.2 岁，据此看，目前生育主力妇女出生年份约在 1994 年左右，对应于 1994 年约为1.15 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将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造成较大影响。

因此对应于 2019 年我国人口结构数据中，我国15-34 岁人口中性别比失衡最严重，2019 年我国 15-19 岁/20-24 岁/25-29 岁/30-34 岁人群性别比分别为
118.39/114.61/106.65/101.28，均处于历史最高分位上。而2019年10-19岁人群性别比同样较高，因此未来十年内我国因性别失衡导致的生育力下降问题仍然存在。

一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几乎不可逆转。虽然一国社会的老龄化可以通过提高生育率、延长劳动年龄、更宽松的移民政策等方式得以缓解，但本质上，一国人口的老龄化较难逆转。第一，生育率下降具有惯性。城市化、教育水平提高、妇女就业率增加等因素使得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下降会导致适龄生育人口进一步减少，而人口结构对社会影响较长期，目前时点政策施以的影响，须等待至少 20 年后才显著影响人口结构。第二，民众寿命将持续延长。医疗技术进步，人类平均寿命提高，老年人口比例逐渐增加。 人口老龄化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消极看，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供给和消费需求，降低经济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增加养老和医疗支出压力，加剧财政赤字风险。适龄劳动人口减少：随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导致生产力不足。从总规模看，我国目前劳动力人口数量已经见顶。1990年至今，我国劳动力人口先上升后下降，2015 年，我国劳动力人口7.81亿人达到最高，随后呈现下降趋势，2021 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从疫情中有所恢复，基本与 2015 年水平持平。

社会整体消费需求降低：一方面，老年人消费水平受限。由于老年人口退休后缺乏固定的工资收入，其收入来源大幅缩减，仅有储蓄和养老金收入支撑其消费，因此其消费能力大幅下降。由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集中在 55 岁以前，老年人口的消费欲望更低、消费面更窄，因此老龄化将对于消费行业造成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老人的抚养压力上升，因此人口老龄化对于年轻人消费能力/家庭消费能力同样产生压制作用。我国抚养比拐点于2010 年出现，预计未来我国抚养比将维持上升趋势。1960 年代由于我国出生率较高，因此我国抚养比甚至超过 80%，其中主要由于少儿抚养比较高。计划生育政策推动我国抚养比自 1966 年高点持续下降至2010 年。2021年我国总人口抚养比为 42.87%，过去十年间抚养比的下降趋势发生逆转，2011-2021 十年间增长 6.32pct，且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儿抚养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年轻人需要承担更多的抚养责任，导致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支出的水平和结构发生变化。

以上两方面均会对于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增长潜力产生影响。人口增长为 GDP 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从我国总人口增速和我国GDP增速相对关系看，GDP 增长阶段落后于人口增长阶段。1978 年以前我国较高的人口增速水平，换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GDP 增长率的快速提高；至2010年前后，我国人口增长率逐渐放缓，但 GDP 增长率仍保持较高水平，从而我国得以实现快速城镇化、工业化，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养老金支付将面临挑战。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政府对于非劳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支出将逐渐增加，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从而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增加等问题。我国对于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一大支柱中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依赖度较强，在我国社保基金收入、支出结构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占比均较大。根据财政部，2021 年我国养老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缺口约7000 亿元，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相对减少，我国基本养老金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根据2020年保险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至2025-2030年，我国养老金缺口预计上升至 8-10 万亿元。

积极看：一方面，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减少，倒逼产业升级。人口老龄化改变劳动力供需关系，提升劳动力价格，未来企业员工费用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因此将促使企业更多地使用自动化设备产线、工业机器人，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另外将促进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使得盈利能力较差的企业退出，从而可提高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分行业看，老龄化将促进高端制造行业发展。老龄化导致人口红利减退，我国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转向进程加速，因此相关行业在中长期维度内看最为受益，其中包括交通运输、石油化工、机械制造、国防军工、电力设备、电子通信等行业。我们认为，随着我国资源禀赋优势的进一步变化，未来我国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另外，人口老龄化趋势可催生相关行业的增量需求，以及促进相关行业的升级与转型，因此较多行业（以消费行业为代表）可获得新一轮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