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数字政府建设对我国的启示有哪些？

以下将对国外数字政府建设经验，在建设目标、建设定位、服务模式、发展路径、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1.新定位：在新场域中发挥带动作用

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经济社会运行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催生了数据这一全新要素资源，要求政府重新考量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据治理等新场域中的作用发挥和实现路径。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数字政府建设实践已经证明了数字政府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以及数字创新等领域的作用，借鉴国外经验及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来看，政府在数字时代的新场域中要保持发展眼光。一方面，政府要重构公共治理机制，促进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充分合作，释放“数据红利”，最大限度激发数据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政府部门不仅要积极促进数据价值释放，更需要始终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建设理念，积极推动科技向善、数字向善 [16]。

2.新保障：革新政府履职组织能力

丹麦、新加坡等国家的数字政府实践经验都表明了政府履职组织能力的重要作用，具体我国可以在以下方面借鉴：一是树立服务与效率并重的履职理念。既强调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又注重数字政府建设为人民服务。二是以提升民众信任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履职目标。数字政府建设要通过系统应用服务人民、提升政府运行透明度以及接受人民监督等方式提升民众信任，同时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方式发挥数字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三是创新“刚柔并济”的履职方式。在数字化系统普及运用和数字技能提升等方面，可以在充分论证之后考虑适当采取强制推广措施，同时，在个性化服务提供、民主需求敏捷性响应等方面更多采用“柔性举措”，打破传统组织机制和服务方式。四是建立有力有序的统筹协调机制。受到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发展历程和各地发展水平的影响，各地建设普遍存在协调不畅，网络、平台、应用等建设管理缺乏配合，管理机制不顺、无法形成共建合力，导致资源浪费。因此，借助当前国家数据局成立之契机，各地应尽快建立、完善统筹协调机制，深化组织机制改革，认真研究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业务部门与数据管理部门的协调关系、审批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关系等问题，合力提升政府履职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3.新模式：更大程度发挥社会力量

纵观国内建设实践，大量政企联合开展数字政府建设的方式带来了政企利益冲突、权责界定困难等问题，尤其是面临政务数据及公共数据的管理、开发、利用等新议题时，容易因为权责不清导致追究问责困难[17]。因此，需要探索多元合作的有效机制，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在规划管理、技术创新、先进理念等领域的优势。具体来看，一是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能力和资金方面的优势，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解决建设资金需求。二是发挥高校在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技能培训等方面的优势，建立人才“储备池”，推动数字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三是发挥科研机构的研究和创新能力，提供更多先进建设理念和技术创新成果。四是畅通人民群众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渠道，通过公开征集建设方案建议、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倾听群众声音。此外，制定数字政府建设权责清单，明确各方权责利，有效规避数字政府的建设风险，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规范有序发展。

4.新技术：探索前沿数字技术的运用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已经进入“场景驱动+用户体验”双轮驱动发展新阶段，场景化、个性化成为当前公共服务需求的新特点。因此，要求数字政府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提升政府公务服务的敏捷性、精准性，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具体来看，一是技术驱动履职思维转变，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数字技术的运用要树立“服务体验设计思维”、“互联网思维”与“用户思维”，打造贴合需求的政务品牌。二是技术促进应用深化，以应用场景为牵引，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部门内部线上和线下的“内跨”场景、部门之间的“横跨”场景、政府与社会机构的“外跨”场景中的运用，积极开展场景创新，解决群众和企业办事“难点”“痛点”，提升数字政府用户体验。三是应用推动政策落实，借助新技术进行政策评估，人工智能也可以帮助政府分析大量的数据，以便更快更准确地了解政策的实施和评估效果。此外，必须注重对数字技术使用带来的相关风险的管控。数字政府建设从量变到质变，网络安全是生命线，也将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的基本要求。只有打好数字政府网络安全的工作基础，才能够保障建设成效和可持续发展。

5.新动能：构建数据驱动的治理范式

构建数据驱动的现代政府治理新范式已经成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成效的关键。数据驱动政府治理则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和知识，实现科学决策、精准管理和高效服务。结合上述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可以更多关注以下方面内容：一是建立数据共享和开放机制，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推动数据共享和开放。二是提升数据共享开放水平，探索“互操作性”“平台共享”等不同方式开展数据共享工作，提升数据驱动的决策和服务能力。三是创新运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辅助决策，提升数据驱动的履职、决策效能。四是提升政府部门决策者数字能力，既需要通过引入设立首席数据官、数据隐私官等关键数据岗位，完善数字人才体系，也需要通过专项培训等方式提升公务员群体数字素养和能力。

6.新目标：多措并举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都积极采取措施消除“数字鸿沟”。在中国，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群体之间数字技能使用能力的差异。为了弥合这一鸿沟，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借鉴国外经验，未来仍需更多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共建共享。进一步提升农村及边远地区移动网络覆盖，大幅提升农村现代化基础设施水平，加快网络的开放共享并加强资源重复利用，提高整体效能。二是系统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是“弥合数字鸿沟”的重要举措，推动落实以《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按照“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有保障”的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弱势群体给予帮助扶持。三是推动“技术+终端+服务”组合发力。以突出的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化障碍为例，加强数字技术供给，丰富数字化产品或应用，注重简单性和便利性设计理念，提升老年群体数字化水平。同时，还需要加大监督和促进力度，以保障数字时代适老助老工作的连贯性和长期性，把适老设计融入数字化产品的研发环节，真正惠及老龄人群。此外，还需要关注残疾人、边远地区人群、少儿群体等更多数字化能力较弱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