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ESG政策发展历程回顾

从监管政策发展视角来看，目前中国 ESG 发展主要 可分为三个阶段：

1.萌芽期：以环境治理为抓手（20世纪末—2016年）

20 世纪末，社会责任运动与 ESG 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并经由经济活动传导至中国，成为国 内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理论参考之一。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 ESG 理论工具 在全球各国的落地有所不同，中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因 而在萌芽阶段，ESG 相关政策在中国主要体现为以“环境”为导向的信息披露政策布局。由于国内区域性 环境气候交易所、能源交易所的交易范围有限，缺乏市场号召力及行业主导地位，该时期下 ESG 信息披 露主要受到证监会、《环境保护法》相关责任条例以及证券交易所披露指引的影响，在实际的 ESG 政策进 度上，证监会、深交所、上交所为首的市场监管及平台显著早于中央层面。

一方面，以环境保护部为首的环境治理部门主导了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进展，逐步提升企业在相关信 息披露上的规范化、精细化要求，同时，全国人大、国务院等在环保法律上不断修订，为环境层面的 ESG 实践提升奠定强有力的法理基础。另一方面，深交所、上交所和联交所分别于 2006 年、2008 年和 2012 年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和《环境、 社会及管治报告（ESG）指引》，从市场运作的角度鼓励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上市企业的信息 披露作出了较为明确的标准化指引。其中，联交所将 ESG 管治框架、汇报原则及汇报范围提升为“强制 披露规定”，并对香港管上市公司的 ESG 管治工作和 ESG 鉴证等环节提出更高的要求。

2.探索期：以绿色金融为土壤（2016年—2020年）

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我国环境 信息披露的“三步走”策略，并全面部署绿色金融的改革方向，标志着我国 ESG 实践正式步入以“绿色金融” 为基底的探索期，基本形成“中央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 + 市场 ESG 理论应用”的发展模式。

一方面，中央层面延续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划，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化强调了“污 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的重要地位，并通过提升绿色金融的全局规划，由银保监会等部门发力引导 金融端参与绿色投资、加强 ESG 风险管理，进而敦促上市企业乃至更广范围的市场主体提升 ESG 信息披 露水平。另一方面，以证监会和各大证券交易所为首的部门及交易平台陆续推动 ESG 信息披露标准建立 的进程，并结合本土化的绿色金融发展需求，进一步强化环境方面的信息披露要求。

3.加速推进期：以“双碳”目标为引领（2020年10月－至今）

随着 2020 年 9 月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如何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目标协同推进 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ESG 作为响应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监管和市场的双向推动下进入加速推进期。当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 ESG 相关政策，与市场 监管及其他行业自律性文件形成了良好的双向配合。

国内关于 ESG 的顶层设计仍主要集中于 ESG 信息披露方面，部分政策在 ESG 投资 及 ESG 评级上有所体现。一方面，政府及监管部门高度重视 ESG 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工作，多次作出重要 部署，为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机制的持续构建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尽管目前在 ESG 信息披露上仍未 形成统一、强制化要求和体系化的披露标准，但在环境治理维度，已对重点排污单位提出了细致化的信息 强制披露的要求，并鼓励更多企业依据自身发展需求参考各类 ESG 相关通用标准进行自主披露。另一方面， 相关部门针对央企、银行业、保险业等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行业，在 ESG 投资、ESG 绩效提升等 方面制定了引导政策。例如，银保监会在《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等文件中强调要全面引导银行保险业将 ESG 理念融入机构各维度发展，鼓 励将 ESG 纳入授信全流程；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对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完 善 ESG 机制建设和 ESG 能力提升提出要求。其次，市场层面，以联交所为首的交易平台已将 ESG 实践应 用指引扩展到了更多维度，并在具体的信息披露框架、ESG 产品规则等方面提供了详细的文件说明。例如， 2021 年 11 月，联交所发布《气候信息披露指引》，明确要求相关企业参照 TCFD 标准进行强制披露；并 在同年 12 月进行了《企业管治守则》及《上市规则》的条文修订，重点修订 ESG 中的管治议题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