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新时期香港深圳与香港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新时期融合发展是深港两地的共同诉求。

1.新时期深港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新时期深港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从深港合作本身来看，随合作阶段的推进，两地合作范围不断拓宽，合作内 容逐步深化，深港之间的互动要素也呈现出高端化和复杂化趋势，要素跨境流动 和集聚越来越频繁，对深港区域一体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早期深港“前 店后厂”合作模式下，两地主要围绕传统制造业的加工和出口开展合作。深圳提 供土地、厂房和无需迁移的本土劳动力，而香港提供资金和技术设备，形成“香 港接单、深圳生产、再通过香港转口贸易”的产业垂直分工模式。这种合作模式 所涉及的要素较为简单且相对可以分割，要素跨境流动和集聚的要求相对不高。 而如今，深港由生产性合作过渡到功能性合作，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和生产性 服务业等领域寻求新经济增长点，所涉及要素更加复杂和多样，如人才、数据、 技术、专业服务、资金等等，而这些高端复杂要素往往需要集聚在一起才能发挥 作用，因而对深港跨境经贸往来、金融互通、科创合作、体制衔接等领域的全方 位深度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当前国内外宏观形势看，疫后全球通胀压力增加、地缘冲突、能源危机加 剧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去全球化”浪潮动摇全球生产网络和产业链布局模式， 世界格局“东升西降”演替中大国博弈冲突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 来国际科技的激烈竞争……作为外向型经济体，深港也难免受到外部环境的不利 影响，同时两地内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也被激发：比如后疫情时代深港经济复苏 基础尚不牢固，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经受考验；中美大国博弈冲突加剧，美国实 施对中国商品征收巨额关税、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等不合理制裁，拟对华投 资实施最严限令等措施，打击国际投资者对内地和香港的信心；此外，美国对中 国实施科技围剿的动作不断升级，如对华为实行技术封锁、限制半导体巨头对华 投资和出口高端芯片等，使得中国技术面临“卡脖子”困境等等。香港和深圳已 经无法再像过去的“超级全球化”时代那样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国外获取发展的一 系列要素资源，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进行一定调整。在目前“内忧外困”的 大环境下，深港融合发展既是全球经济“寒冬”中“抱团取暖”以求生存的需求， 也是两地通过优势互补，解决各自经济内在结构性矛盾、谋求互利共赢和长远发 展的诉求。

2.香港需要寻求产业实体化和新经济增长空间

对于香港而言，其主要发展诉求是实现产业实体化和多元化，谋求新的经济 增长动能和空间。 疫情之前，香港经济发展已显现疲软态势。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深入和新自贸 区的建立，香港相对于内地的制度红利和外贸优势削减，近 10 年的 GDP 年增长 率大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 2020 年，在中美贸易摩擦、修例风波以及 新冠疫情的三重压力下，香港经济遭受重创，GDP 全年锐减 6.5%，失业率也创下 16 年来的高位。在此次危机中，香港暴露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即产业空心化 和单一化问题。数据显示，香港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长期超过 90%，而制 造业比重不足 1%（图 2.1），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在 2015 年曾提出“再工业化”的 目标，但实际成效甚微。长此以往，产业结构空心化、单一化的不良后果也开始 显现：在重商主义和炒卖风气盛行下，大量资本涌入金融和地产等投机性行业，一步挤占了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企业营商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不断推高，进 一步造成香港人才流失和工业科技的发育不良；实体产业的流失使得大量基层就 业依赖批发零售、住宿膳食、运输仓储等低增值的消费性服务业，但这些行业一 方面极易受到疫情和暴乱的较大冲击，另一方面也严重依赖外来游客和海外商品的“大进 大出”，对本地生活干扰大，容易激化与内地的矛盾。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蔓延 到社会方面，则表现为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固化和矛盾激化，这也是近几年 香港社会内耗、“泛政治化”和动荡不安的经济根源。

随着国安法的颁布以及新选举制度的出台，香港逐渐从“由乱及治”过渡到 “由治及兴”阶段，为重振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新 时期香港谋求发展的方式转向主动融合，即积极寻求与内地尤其是深圳的合作。 2021 年 10 月，前任特首林郑月娥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构建深圳香港“双城三 圈”新格局。这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第一份在空间观念和策略思维上跨越深港 两地行政界线的规划方案，是对深港双城融合的前瞻性设想。新任特首李家超在 就职典礼当天也发表了题为《同开新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机遇》的署名文章， 他表示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都会区”作为切入点，推动深港双城经济强强 联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积极北拓的意图标志着深港合作进入了“双向奔 赴”的新阶段，也标志着深港融合逐步由概念走向实质化。尤其是疫后全面通关 以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积极到访湾区内地城市，为香港寻求和促成更 多合作项目。未来，在两地政府的积极沟通和务实合作下，香港有望进一步拓展 内地经济腹地，同时借助大湾区的完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资源，联手深圳发展高 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从而弥补自身产业空心化和单一化的不足，在北部都会 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带动香港经济转型升级。

3.深圳需要引领“走出去”，以突破“卡脖子”难题

相比香港，深圳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和韧性。新时期深圳主要发展诉求是在逆 全球化背景下坚持深化开放，引领“走出去”，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突破“卡脖子” 关键技术难题

近十年来，深圳经济稳步增长，2010-2019 年 GDP 同比均为 6%以上，2020 受 疫情冲击 GDP 增速降至 3%，2021 年和 2022 年数据有所波动但仍保持正增长（图 2.3）。横向对比，2023 年一季度深圳以 6.5%的 GDP 同比增速也位列四大一线城市 之首。深圳经济的特点可以总结为活力与韧性两个方面：活力方面，人口年轻化 和高素质人才集聚、高技术企业云集、成熟的市场化科技创新模式、制造业基础 雄厚、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等都是重要的促成因素。而韧性方面则主要得益于其 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完善的区域供应链。深圳以工业立市，第二产业占比接近四成， 计算机和通信电子、电气机械和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比重较大且具备增长潜力 。服务业方面，金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等无接触性的数字 经济业态比重相对较大，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冲击的影响。此外， 深圳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城市，周边聚集大量配套企业和中间商，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上下游生产联系，支撑工业生产快速恢复。上述两个方面 也正是深圳能够弥补香港工业短板的优势所在。

然而，新时期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深圳在引领“走出去”以及突破“卡脖子” 技术方面仍面临一系列困难和严峻挑战，也需要通过与香港的合作获取“走出去” 经验和关键技术研发支持。首先，在“走出去”方面，近几年随大国博弈和国际 经贸摩擦的升温，海外贸易投资监管环境也日趋严格，内地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法律风险、市场竞争和政治壁垒。作为外贸强市，深圳 虽然在产品出口方面领先全国，但在企业海外投资、技术输出、参与国际标准制 定等领域“走出去”经验仍不足。而香港作为内地联系世界的“超级联系人”， 在法律规则、标准评级、专业服务等方面与国际接轨较早，同时在市场推广、检 测认证、品牌设计等方面具备丰富的国际化经验。香港作为深圳“走出去”的第 一站，能够助力内地企业海外投融资、提升管理品质、吸纳国际化人才，不断适 应国际市场规范和标准，并规避相关法律风险，更好地推进产品、服务、技术、 资本和标准的“走出去”进程。其次，在技术创新方面，深圳虽有成熟的市场化 科创模式，但由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高水平院校和国家重点科研机构较少，产 业上游前瞻性、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较少，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零部件 和重大装备等领域也尚未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未来在西方对我国持续进行 技术封锁背景下，加强基础研究仍是深圳提升创新实力的关键，而如何结合香港 基础科研优势更是解决技术难题的突破口。目前，深圳正联手香港重点打造“一 区两园”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并积极推动高端科研项目落地、助力港澳青 年创新创业。未来若能进一步促进两地科创要素流动和集聚，推动深港高层次人 才联合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两地“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机制，将有助于 突破“卡脖子”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