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面临哪些风险点？

土耳其面临以下风险：

第一，全球流动性收紧带来的外部压力

外部因素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超预期带来美元强势超预期，土耳其外部压力加剧，风险在累积。 如前所述，临近美联储加息周期结束，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较高。一方面，本轮美联储政策收紧不断 超预期。2021 年 11 月开始，美联储将抑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美国通胀持续超预期，并飙升至 40 年新 高，使美联储政策不断快速收紧。2022 年 7 月美国通胀见顶回落，但仍然处于历史高水平，远高于 2%目标。并且美国劳动力市场表现非常强劲，这决定短期内美联储不可能快速转向宽松政策。8 月末的 Jackson Hole 会议上，鲍威 尔表示，“经济继续显示出强劲的潜在动能，劳动力市场尤其强劲，对工人的需求大大超过可用工人的供应。”对 于通胀，鲍威尔表示，“尽管 7 月通胀数据较低令人欣慰，但单月改善幅度远低于让委员会确信通胀正在下降所需 的水平…目前通胀率远高于 2%，劳动力市场极度紧张，现在并非暂停加息的合适时机。”对于 9 月加息幅度，鲍威 尔表示，“9 月再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大幅上调可能是合适的…9 月加息幅度取决于即将出炉的数据和经济前景。” 对于未来加息前景，鲍威尔表示，“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直到工作完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过早放松政策是不适合 的…为遏制高通胀，需要一段长时间的紧货币政策。”鲍威尔的表态鹰派，市场对 9 月加息 75BP 的预期大幅上升。 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双双冲高，全球流动性加快收紧。

另一方面，美联储政策收紧可能确实已处于中后期。美国经济已显现出疲弱迹象，美联储收紧逐渐对经济和金融市 场产生负面影响。全球和美国金融环境收紧，包括抵押贷款利率的相关利率水平普遍抬升，美国地产销售、企业融 资受到抑制。利率抬升压制估值、潜在盈利恶化对股市构成冲击，可能通过财富效应和信心下降而不利于投资、消 费。向前看，美国经济增长弱化是大势所趋。从美联储官员预测的点阵图、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联邦基金利率期 货所隐含的投资者预期来看，各方均在等待和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目前市场预期四季度加息放缓，明年 一季度可能停止加息，加息的顶点在 3.75-4%。据此推测，美联储政策收紧或已进入中后期。收紧结束必然带来美国 乃至全球需求更大幅度放缓，届时偏紧的流动性环境和外需下滑可能共同冲击土耳其等新兴市场。

第二，土耳其的宏观政策不能取信于国际投资者

应对高通胀，国际投资者还是认为传统的加息更加可信。

此前为应对本国持续已久的高通胀和近期加剧的通胀压力，土耳其已开启大幅加息并获得市场认可。与其他新兴经 济体不同的是，2017 年以来的大多数时期，土耳其 CPI 同比增速持续处于两位数状态，从 2020 年 6 月起，随着全球 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快速回升，土耳其 DPPI 同比增速开始出现抬升，从 5.5%的底部水平已抬升至 27.1%。从 2020 年 11 月开始，土耳其 CPI 同比增速亦从 11.9%抬升至 2021 年 2 月的 15.6%。为应对国内通胀，自 2020 年 9 月以来，土 耳其央行已连续四次加息，分别为 2020 年 9 月 25 日、11 月 20 日、12 月 25 日和 2021 年 3 月 19 日，加息幅度分别 为 200BP、475BP、200BP、200BP。对于土耳其央行的加息举措，资本市场总体呈认可态度。

2021 年土耳其总统罢免央行行长并任命支持低利率政策的新人选，此举打击海外投资者对土耳其资本市场的信心， 埃尔多安经济学更使外资加速流出，土耳其汇率贬值，利率抬升。2021 年 3 月 19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人意 料地免除仅上任 4 个月央行行长 Naci Agbal 的职务，这是埃尔多安过去 2 年里第 3 次撤换央行行长，而免职原因是 埃尔多安对于其加息举措的不满。埃尔多安认为，加息才是导致通胀的原因，要求保持低利率以刺激供给。根据总 统令，央行行长职位将由一直批评央行加息举措的 Sahap Kavcioglu 接任，这意味着土耳其央行很可能重新采取低 利率政策，并放弃控制通胀和拯救汇率目标。海外投资者难以认同这一政策举措，对央行信心的丧失使得资本加速 流出土耳其市场，出现“股债汇三杀”的局面。目前，土耳其资本市场的动荡仍在延续。在埃尔多安政策意图的指 引下，2021 年 9 月至 12 月，土耳其央行连续四个月降息，基准利率共下调 500 个基点至 14%。受此影响，2021 年 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大幅贬值 44%。若土耳其延续当前的政策脉络，叠加潜在的经济下行，资本外流的情况可能愈发 严重。

第三，自身经济和金融结构的脆弱性

历史上土耳其频频爆发危机和动荡，根源在于其经济和金融结构所具有的脆弱性。 土耳其金融市场危机频发的原因包括：第一，土耳其政治环境恶劣，政治动荡频发，政府、政策缺乏持续性，既影 响资本市场信心，也抑制国内供给能力，加剧通胀问题。第二，土耳其存在经常账户和财政“双赤字”的情况，意 味着其债务融资外源性依赖程度高。高外债是土耳其面临的长期问题，外债规模远大于外汇储备，且缺乏持续的收 入来偿还外债。土耳其对外净资产为负，较大的对外负债使得土耳其经济主体对于美元汇率和利率的变化非常敏感。 第三，土耳其外储占 GDP 比重低，外债占 GNI 比重高，偿付外债的能力和维护汇率的能力弱。

土耳其经济中外资的参与度较高，其中来自欧洲的资金占比最高。2002 年，土耳其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为 150 亿美元，在 2003-2020 年期间吸引约 2250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外资。土耳其的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欧洲、北 美和海湾国家，亚洲的份额近年来显著上升。截至 2020 年底，土耳其的外资公司数量达到 73675 家，金融和制造业 行业吸引最多的外资投资。荷兰（15.9%）、美国（7.8%）、英国（7.0%）、海湾国家（7.0%）、奥地利 （6.4%）、德国（6.2%）为前六大直接投资来源地。俄乌冲突影响下，欧洲新增投资可能面临压力。如果土耳其爆 发危机，存量投资有撤出风险。

土耳其危机对人民币汇率和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有限。从基本面看，2021 年对土耳其出口在我国出口中占比仅为 0.9%，土耳其基本面即使恶化对我国影响也很小。从贸易关系看，土耳其从俄罗斯、中国、德国、美国进口较多。 从金融体系的关系看，欧洲银行业、特别是西班牙对土耳其的债务风险敞口较大。由于在海外投资者眼中，土耳其 和阿根廷同为具有较高外债风险、易受全球流动性变化冲击、经济基本面不牢固、具有较大脆弱性的新兴经济体， 并且历史上两者同时出现汇率波动的情况也偶有发生，因此金融市场上土耳其里拉的波动也可能与阿根廷比索产生 联动。

贸易方面，中国一直是土耳其前三大进口国，2021 年在土耳其进口中占比 11.9%，高居第一位。土耳其对中国出口 的主要产品包括矿石矿砂矿物燃料等矿产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 织品及原料和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塑料橡胶等也进口较多，其中机电产品占比近一半。

2014 年以来，受益“一带一路”，中国对土出口份额有所上升。根据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数据，中土共建“一带一 路”5 年来，中国企业在土耳其投资存量增长 120%。近 1000 家中国企业在土耳其开设机构，为土耳其创造大量就 业岗位。中国企业在土耳其开展投资合作主要集中在电信、金融、交通、能源、采矿、制造、农业等领域，以上领 域合作的开展也为中国企业加大对土耳其的出口提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