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投资于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

一、“投资于人”:“两个变局，一个飞跃”时代背景下的内在要求

1.“投资于人”是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之举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将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超长待机复苏之后在2019年已经看到了衰退的早期信号，之后在经历了席卷全球的疫情冲击下，各种结构性问题更为严重。“十五五”时期，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态势将持续演绎，大国博弈将进一步加剧，国际秩序面临重塑，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将不断增加。其一，世界经济重心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其二，逆全球化加剧，进入模式调整期和动力转换期;其三，全球共同性问题凸显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在全球债务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由此带来的民粹主义情绪上升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未来全球再次面对危机和衰退的风险在持续上升。

“投资于人”不是民生选项，而是我国在全球新秩序中争夺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抉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人”推到国家竞争最前线，在这场角逐中，人才成为核心竞争力。过去以资源、资本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模式，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的当下，靠进口维持工业体系的风险陡增，增长动力渐显疲态。而加大对人的投资，能提升劳动者素质，培养出大量具备创新能力、掌握前沿技术的高端人才，能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助力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迈向高端位置，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美国长期重视教育投入，吸引全球人才汇聚，在科技研发、高端制造等众多领域保持领先优势;日本通过持续的人才培养体系，在90年代初期半导体产业遭遇困境时，能够凭借人才储备实现产业的多次复苏。

2.“投资于人”是应对从土地财政全面转向新质生产力之变局的关键支点

增长模式从传统的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是理解国内经济的逻辑起点。在“土地财政全面熄火、新质生产力接棒”这场底层逻辑切换中，继续靠“批地-举债-基建”已无法提供可持续增长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比重从2020年的44.3%，下降至2024年的25.6%。因此，“投资于人”不仅是民生情怀，更是替代土地财政、孕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点。土地财政模式因土地资源有限性、房地产市场波动等问题难以持续，而“投资于人”有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于人具有“累积效应”和“外溢效应”，知识和技能可叠加积累，不仅能增强个体竞争力，还能通过技术创新和知识扩散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投资于人”是促进消费与内需扩大的核心举措。在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扩大内需是关键。“投资于人”是破解居民消费增长困境、促进民生改善的有效手段。人是消费主体，通过投资于人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能够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建立消费一投资一创新的互动机制,统筹总需求和总供给，在

有效益投资与有潜能消费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大循环的畅通。“投资于人”对人力资本的助力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关键要素中，劳动者具有创新的能动性，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投资于人”可以大幅提高人口发展质量，激发创新活力，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从土地财政转向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3.“投资于人”是拥抱人工智能的核心抓手

“投资于人”可以满足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需求。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飞跃，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正带来一场引领新时代的全方位的科技革命。在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中，人力资本是关键资源。人工智能的发展依赖于高端人才的智力投入，其算法研发、应用开发和维护等都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投资于人”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劳动者素质，能够为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培养大量专业人才，推动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物质投入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转变。AI时代，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正从物质资源向知识、技能与创造力等人力资本要素转变。以DeepSeek等国产AI模型为例，其技术突破不仅依赖算法优化，更源于顶尖人才对金融场景的深度解构与创新重构。“投资于人”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形成全产业链的价值跃迁，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传统的物质投入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转变。

二、“投资于人”理念脉络演进

“投资于人”并非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才冒出的新词，而是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出的更高的发展理念，体现的是我国不同阶段发展理念的演进升级。概括来讲，“以人为本”回答了“为谁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现今“投资于人”则进一步回答了“靠什么发展”的问题，推动中国发展逻辑完成从“物本”到“人本”再到“资本化人本”的螺旋式上升。

1.“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完成发展观上“物一人”的第一次价值转向。改革开放后的20余年里,经济建设始终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重心,体制安排和政策措施都倾向于经济领域(“以物为本”)。90年代至2000年初，我国GDP连年高速增长，1991-2000十年间我国GDP增速达到10.5%，经济发展快速腾飞。2003年春，“非典”公共卫生危机爆发，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社会这条腿短、经济这条腿长”的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以人为本”写进中央全会文件，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发展的目的不是GDP，而是人的全面发展”，政策理念把“人”确立为发展的最高价值主体，完成了发展观上“物一人”的第一次价值转向。

人的全面发展是检验“以人为本”发展成效的根本价值尺度。马克思语境下人的全面性主要包含能力性全面、文化性全面、精神性全面三个维度，其中能力性全面是指人们超越旧分工、自主地培育和发展各方面的才能，个人内在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文化性全面是指人们超越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全方位地进行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形成共同的世界文化，塑造全人类共同价值;精神性全面是指人们超越物质追求、全面地扩展和丰富自身的精神需要，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极大提升。判断发展是否坚持“以人为本”，其根本标准不在于GDP的增速,而在于发展是否最终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包括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否改善、人的素质是否提高、人的潜能是否发挥、人的社会关系是否和谐、人的自由个性是否得到彰显。

科学发展观是实现“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路径。“以人为本”作为价值理念。必须通过科学的方法论才能转化为现实。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出系统阐述--“第一“全面协调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正是“以人为本”理念在实践中的展开和具体化。科学发展观通过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经济前提(物质财富)、政治前提(民主法治)、文化前提(精神家园)、社会前提(公平正义)和生态前提(永续环境)。把“人”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系统性政策语言”，使“人”不再停留在口号，而成为需要制度统筹的对象。

2.“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理念”到“治理范式”的全面升华。“以人为本”回答了“为谁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进入党的十八大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转折，传统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等诸多矛盾叠加。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在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一思想涵盖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分别回答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价值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还是共享发展，人民群众在其中都是主体，是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最终受益者和评判者。

“以人民为中心”到“人民至上”，由“发展哲学”升级为“价值排序”。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把“坚持人民至上”写入“六个必须坚持”，标志着这一表述正式升级为统领未来五年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第一价值锚”。“以人民为中心”回答的是“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方法论;“人民至上”回答的是“当发展目标与生命安全、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谁优先”的伦理决断。“十五五”时期中国同时面临老龄化加速、地方债务风险、外部冲击等“紧约束”，必须在“保增长”与“保民生”“保安全”之间做权衡。把“人民至上”写进指引未来五年的最高纲领，就是先立一道“价值熔断器”:任何目标都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基本福祉为代价。

“投资于人”是“发展依靠人民”思想新时代的政策化表达。“发展依靠人民”体现了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产业升级的推进，从基层治理的优化到乡村振兴的实践，每一项成就的取得，本质上都是人民智慧的凝聚、人民力量的彰显。因此，将“依靠人民”的逻辑落到政策实处，核心抓手便在于“投资于人”。政策演变脉络上，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在中央文，霊七旎弑银趺骎惊铝荁韁Ⓚ輒烴搁菹蓠迅炎事叠縯甾岁们脓噶蛎涥辯迀蕃庖弗誤渐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明确“把'投资于物’同'投件层面提出“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资于慪踣愫粒忖郑’洪紧饈⊙豢猛钺倍密结合起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投资于人”提升为宏观政策核心导向。政策抓手上，必须通过教育、培训、健康、数字技能等投入，把“人口”变成“人力资本”，把原来被归为“民生支出”的领域，重新界定为“人力资本投资”，把“体力型”劳动者变成“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率提升和技术突破，实现从“花钱”到“投资”从“福利”到“资本”的转化。

“共同宫裕”最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投资于人”也是实现共同宫裕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可以分解为“富裕”与“共享”两个维度来理解，仅就物质富裕而言，应该包括最能够体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变量:收入、财产和公共服务。一方面，发展为了人民--体现发展的根本目的，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发展的根本价值,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共享发展,要求发展成果人人享有,强调全民共亭、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体现的是促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投资于人”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主要突破口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而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富裕程度，一个主要路径就是通过政府的补贴和帮扶，切实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从现实出发，仍需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在公共教育资源和卫生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加快均等化进度。让农村、落后地区和社会底层人群能够享有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明显缩小他们与其他人群之间的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差距。

三、“投资于人”是实现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都是我国立足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发展理念。2024年我国人均GDP为13122美元，仍是中等偏高收入经济体，但离高收入国家入门标准(2025年最新公布为13935美元)仅差500美元。在我国攀登高收入阶段各级阶梯的过程中，就需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的“依靠人民”的逻辑落到政策实处，核心抓手便在于“投资于人”，这既遵循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求将“投资于人”置于核心地位,这是瓦格纳法则揭示的全球发展一般规律瓦格纳法则明确指出，随着人均GDP提升，社会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的需求持续扩大，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呈现规律性上升趋势，直至在很高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上完成这一建设任务。这种趋同主要是各国在应对现实挑战的实践中不断试错的结果，代表了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倾向。我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固然应该具有自身特色，却也不可回避这一统计规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随着人均GDP的提升,我国政府总支出占GDP比重和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开始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社会福利建设水平仍待提高，“投资于人”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贯彻正当其时。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将“投资于人”融入现代化进程，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内在逻辑与必然选择。在瓦格纳法则揭示的全球发展普遍趋势中，国际数据清晰显现出一个特殊的阶段性表现，即在人均GDP位于12000-30000美元的区间，政府社会性支出占比增速显著快于其他阶段，而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安排，我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正精准对应这一关键窗口期--“瓦格纳加速期”。在这一阶段，唯有大幅提升“投资于人的社会性支出，方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性、缩小与现代化目标的差距。通过“投资于人”补足我国民生短板,是应对人口结构挑战,并实现增长动能转换的时代课题。一方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与深度老龄化并存，2022年起人口出现负增长迹象，需求侧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愈益显著，提高社会保护、社会福利和社会共济水平成为稳定和扩大消费基本盘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我国传统人口红利消退，经济发展待获得新的增长驱动力，对人力资本的全周期高效率投资既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又能生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创新生态优化，最终实现报酬递增的可持续路径。

“投资于人”是实现“发展为了人民”的核心标尺。社会福利支出的可持续增长依托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制度创新,而我国供给侧的潜在增长能力和需求侧实现潜力的保障能力则为“投资于人”的支出扩张提供了坚实基础。以“投资于人”贯通效率与公平，在“七个有所”体系中锚定关键领域，是我国立足瓦格纳加速期的历史机遇，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