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现代化内涵与部分能源品种水平如何？

按照 2019 年 8 月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产业链现代化”包含产业链完整性、供应链安全性、产业基础高级化、价值链高端化四个方面。

1.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

产业链完整性

能源产业链的完整性有两层含义：从能源系统整体角度，指能源结构丰富多元，各种能源品种齐全，产业链体系完备；分能源品种看，则指能源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各个环节自主可控，以及装备和生产性服务等配套产业健全。在梳理煤炭、油气和风电、光伏、新能源车等各个产业链上细分产品的基础上，我们从 UN Comtrade 数据库匹配并获取各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按照一国某个产业环节（目前指数计算未对上下游区分）的出口与总贸易额比值作为该环节的强度，通过该环节全球贸易额占所有产业环节全球贸易额的比重表示权重，乘积求和得到产业链指数，并进一步构建综合评判指标。

供应链安全性

能源供应链的安全性，指能源产品产运储销各个环节吸收地缘政治、突发事件和技术风险等国内外冲击，维持平稳有效供应的能力。逆全球化潮流下国际博弈激化，地缘政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使得我国外部环境风险加剧；全球气候变暖使得可再生能源波动性加大；以及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不确定性，都对能源供应链安全造成威胁。供应链安全可以从暴露性、 38 敏感性和恢复性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暴露性主要考虑能源供应安全相关指标。我国能源自给率维持约 80%，可再生能源相关矿产资源禀赋优异，稀土、钨、锑、锗、金属硅、萤石、铍等产量主导全球市场，为能源供应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但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70%和40%，且石油运输路线单一、天然气进口来源较为集中；新能源产业所需镍、锂、钴、钾等资源主要依赖进口，存在长期供应风险。

敏感性主要从能源系统弹性的角度考虑能源安全。我国能源供需空间布局分离，煤炭、油气以及可再生电力等均依赖远距离储运和输送体系。而我国油气储备规模较小，新型蓄能技术和产业刚刚起步。总体看，我国能源供应链弹性和韧性不足，对冲击的敏感性较强。

恢复性指能源系统遭遇供应风险后的恢复能力。我国能源产 39 业链完整性和产业基础的完备性，为我国能源供应链在遭遇冲击后的恢复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较高能源信息透明度和能源行业专业人才占比也将提高能源供应链的恢复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从暴露性，敏感性和恢复性三个维度7个指标构建了能源供应链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四个国家（地区）进行评价。为了克服指标的不同计量单位，我们使用“分段法”对各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即对每个选定指标创建等级（或分段）以反映安全或不安全水平，定义5个范围，其中 0 是最不安全的，4 是最安全的。设定范围综合考虑了世界各国的平均情况。最后，按照等权重对各项指标进行加权，构建综合指标。

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基础是产业链的核心和支撑，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定义，包含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和基础部件，即“四基”。此外，基础平台、基础创新体系、新型基础工业设施、基础文化、基础教育和人才、基础政策措施也是支撑产业基础的广义能力。相比发达经济体，我国在能源基础创新方面短板明显，高级化发展目标仍待实现。 本研究通过构建“能源产业基础高级化指标体系”以系统评估我国能源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发展现状和努力方向，并进行国际比较。本研究提出的“能源产业基础高级化指标体系”主要可分为如下模块：1）实现能源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激励机制；2）能源产业基础研发投入；3）能源产业基础新技术产出；4）能源产业基础整体发展水平。 指数选取瑞士、中国、德国、英国、日本、美国六个主要国家，各指标以最高（能耗指标为最低）的国家记10 分，其他国家按比例依次赋分，最后根据权重加总

价值链高端化

能源价值链的高端化，是指具备高质高效的能源以及能源设备生产性企业，具备良好的全球能源贸易竞争力以及转化增值水平，具备较高的能源产业链绿色低碳价值。本研究基于 OECD、WTO、世界银行等组织所公布的数据，从高价值能源企业强度比、主要能源设备企业价值比、高载能产4 国际专利，指在两个及以上国家生效的专利。 42 业出口全球占比、高载能产业出口价值增长、能源转型投资比和终端能源低碳化六个方面，共同评估了以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地区的能源价值链水平，并综合构建了能源价值链指数。该指数可进一步细分为包含煤炭、油气、可再生能源等分能源类型的价值链指数。

2.我国分品种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评价

根据能源产业链现代化的四个内涵，分别选取分能源品种细指标，对各主要能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

1.煤炭：产业链发展成熟，但低效低端问题突出我国煤炭产业链规模大、完整性高，但高端化发展不足。作为储量最大，也是发展历史最久的能源品种，我国煤炭产业链从勘探、开采、加工到利用全链条经过 70 年的建设，已经发展成熟，产业规模全球领先，装备和服务配套完备，供应链运储销体系成熟。从细分产品看，上游煤炭产品净进口进行品种调剂，总体对外依存度 7%。但是下游煤化工精加工产品存在较大的进口依赖。对比代表性经济体，我国煤化工产业链完整性处于中上游水平，美、日、韩煤化工环节发展水平相对我国发展优势明显。

煤炭供应链安全性较高。我国煤炭依赖度较小，煤矿数量较多，核心设备国产化率高，战略储备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产业链完整度较高，专业人才储备较充裕。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煤炭供应链对风险的暴露性、敏感性较低，遭遇突发事件冲击后，能够较快恢复。相比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我国煤炭产业供应链安全性较强。

煤炭产业基础的主要特征是“重硬件，轻软件”，机械设备产业链相对完整，工程设备技术相对成熟，但软件平台建设和智能 45 化水平有待提升。作为煤炭、石油消费大国，我国在煤炭、石油领域拥有较强的技术基础和较多的研发投入。2020 年，根据OECD公布的主要国家能源领域研发投入情况，我国在化石能源领域研发总额达到 13.68 亿美元，占我国能源领域研发投入总额的36.46%。不论是金额还是比重，都远高于发达国家。但数字化智能化基础平台建设投入较低，不利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品质量，这是我国煤炭产业与国际先进国家差距最大的领域。

我国煤炭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低端。2021 年我国原煤产量突破 40 亿吨，领先全球，但出口较少，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由于煤炭产品全球能源贸易竞争力不足，以及转化增值水平较低，中国煤炭产业的价值链指数远低于美欧日等三个主要发达经济体。

2.油气：供应链脆弱性和装备能力不足掣肘现代化发展我国油气产业链规模较大，但下游高端产品供给缺失。目前三大国有一体化集团在开采、炼化环节国际排名较高，但以满足 46 国内需求为主。装备制造、上游油服，以及下游的高端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从产业链上产品净出口情况看，我国油气资源以及下游炼化高端产品对外依赖高，拖累了我国油气产业链的完整性评分。对比典型发达经济体，我国下游产业链完整性差距较大，整体评分位于中下游。

石油供应链基本安全，对外依赖较大构成主要挑战。我国石油进口来源的多样性相对较好，与主要进口国家的政治关系可控，国内储运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位居国际中游，为供应链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但上游开采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较低，战略储备不足IEA推荐水平的一半，对供应链的稳健性造成挑战。 47 天然气供应链目前较安全，但考虑到未来需求激增，供应链也亟待扩容。我国天然气进口来源的多样性相对较好，与主要进口国家的政治关系可控，国内管输设施建设处国际中游水平，战略储备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下，我国天然气需求持续较快增长，将对天然气供应链提出更大的挑战。

油气产业创新基础较好，研发强度高、研发效益好。但非常规油气投入不足，交叉技术研发有待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我国油气和石化产业链2020 年研发投资总额达到 269 亿元，研发强度分别达到1.20 和0.45。在研发 48 产出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新产品销售数据，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连续多年成为我国新产品销售收入最高的能源部门。油气领域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拥有良好的基础和巨大的潜力。然而上游非常规油气（页岩气、煤层气）开采程度远不及我国实际储量，在非常规油气高端装备的自主化水平上还有较大发展空间。页岩气专用钻机、钻井设备、高精度地质导向系统、大型压裂设备以及煤层气抽采成套装备是我国在非常规油气领域实现产业基础关键突破的攻关方向。下游利用和消费环节，我国对油气在具体行业中实现清洁利用相关交叉技术的重视程度还不足。在“能源+建筑”、“能源+交通”等方面，研发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同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中国的油气产业链在国际上具有较为良好的价值水平。这得 49 益于国家放开油气勘查开采市场准入，改变过去主要由几家国有公司专营的局面，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多渠道筹集开发资金，加大油气勘查开采力度，稳步提高油气产量。近年来，作为油气大港的舟山港、青岛港和惠州港通过不断调整、规划油气交易与目标，油气贸易增长迅速，形成了新的油气港口竞争格局。同时，发挥上海期货交易所市场辐射优势，以制度创新降本增效。但我国油气装备配套产业发展程度并不匹配，大型油服企业较少，排名第一的中海油服市值不到国际龙头斯伦贝谢的三分之一。

3.电力：重硬件、轻软件的格局亟待扭转电力产业链完整性领先全球。我国在主干电网建设方面长期重点投入，构建起全球最大、硬件水平最为领先的电网系统的同时，也培育出领先全球的电网设备产业集群。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电网自动化控制、调度等软件和管理技术上仍存在较明显的短板。

电力供应链稳健性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仍有差距，核心设备国产化率和调峰能力不足是主要短板。我国电源结构中煤炭占比较大，多样性不足。电网硬件建设已经位居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发电核心设备的国产化水平较低，调峰能力方面较弱，电力系统的可靠性也逊于欧盟和日本。在恢复性方面，中国电力产业的完整度较高，但专业人员储备较少。综合来看，中国的电力安全指数离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发电技术多样性、系统稳定性、电力设备的国产化程度以及调峰能力等方面有较为显著的差距。

电力产业基础较好，科技研发投入和产出均领先全球，以特高压输电为代表的电力技术关键领域已取得较大技术进展。但同样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单项，轻平台”的产业基础短板，调度平台、工程软件等重要基础领域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我国对用于解决远距离跨省份电力传输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建设需求长期保持高位，但输电相关的机器人巡检、智能监测和继电保护等输电领域基础性软件技术投入较少。在配电端，基础平台建设仍存短板。此外，我国在电力系统设计、仿真等环节对国外工程软件依赖程度还较高，对我国能源的自主性也构成隐患。

电力产业价值链分工距高端仍有很大差距。中国电力产业价值链指数仅为 0.37；相较之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地区价值链指数均超过 0.44，其中美国价值链指数水平最高，为0.628。同时，本研究对比了这 4 个国家/地区的电力高价值能源企业与消费规模强度比，可以看出中国的电力高价值能源企业国际化发展水 52 平较低。在另一方面，我国电力能源装备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如表 3 所示，我国主要的上市能源设备企业都储备有数量可观的专利与技术。尤其是随着“新基建”的发展，我国电网改造加速推进，特高压工程相继投入建设。

4.新能源：现代化具基础，但结构性短板限制长期发展新能源产业链完整性领先全球。我国布局品种多元，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规模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地热能、新型储能、氢能等也都进入了产业化发展阶段。此外，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体系。风电、光伏发电技术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装备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但从细分产 53 品看，新能源产业链中上游细分产品存在对外依赖较高的问题，如光伏产业链上游银浆、银粉，以及跟踪支架、PVF、PVDF薄膜、芯片和光伏角膜等原料和组件；风机装备制造中游的主轴承、齿轮箱等关键部件。

光伏供应链安全性较高、风能较低，核心装备“卡脖子”是 54 最大风险。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较快，风光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光伏、风电装机容量遥遥领先其他主要经济体，但部分原材料和高端核心装备组件依赖进口，面临“卡脖子”风险，对我国可再生能源进一步大规模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可再生能源产业基础较好，在技术装备研发，整机制造，重大工程等指标上成绩突出，但关键部件对单一技术路线依赖性强、新技术量产潜力有待提升、平台化程度不足是共性的问题。可再生能源多能协同和一体化管理和调节平台的研发力度不足，试点项目推进较少。氢能产业链基础较薄弱，发展程度也和发达经济体有较大差距。2020 年我国在氢能领域的研发投入（1814 万美元）为美国（1.7 亿美元）的近十分之一，日本（3 亿美元）的十七分 55 之一，仅占我国能源研发总投入的不到0.5%。由于前一时期政策和研发方面关注力度不足，氢能领域已成我国能源产业基础高计划过程中的主要“补短板”领域。

中国新能源产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中游，与领先国家仍有差距。相比海外企业能够凭借技术优势能够在海上风电等技术要求更高的场景占有市场，中国国内企业业务大多集中于国内。中国海外新能源开发投资偏重于装备以及产品输出。中国对太阳能和风能供应链有着巨大的影响，随着中国各个环节的核心厂商进行扩产计划，2019 年中国硅片、电池片、组件产能全球占比约为97%、79%、71%，但在背板 PET 基膜等产品上，依然由美、日等国企业垄断。而我国风电产业链上下游不匹配，上游生产能力和研发水平在全球处于较低水平，对外技术依赖性强；而下游的风电建设能力却位居世界前列。上下游发展速度和规模明显不能衔接，这约束了我国风电全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美国和欧洲的 56 投资增长强劲，且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整体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