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出海？

逆全球化浪潮下，企业的“趋利” 与“避害”。

1.“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全球供应链格局

“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是中国企业新一轮出海潮的大背景。“逆全球化”是指在经济 全球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市场再分割现象，包括从全面开放 退回到有条件开放，甚至封闭的过程。具体体现在对商品、资本、劳动力等国际间流动设置 的各种显性及隐性障碍。2008 年后，全球步入第二次“逆全球化”时代。2020 年，新冠疫 情打破了全球以往的供应链运行秩序，使“逆全球化”思潮进入白热化阶段，以往建立在比 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无法开展，“逆全球化”思潮达到顶点。我国企业将生产要素向世 界转移，正是顺应区域化浪潮的趋势。

从有记载的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我们分析认为总共经历了两次“全球化”与两次“逆全 球化”。 第一次全球化：始于 19 世纪的技术革命和自由贸易思潮的兴起，影响范围广泛。国际 贸易蓬勃发展，阿根廷、德国和日本等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大量技术工人在国家间迁移， 跨国投资畅通无阻。英国利用其海军力量和英镑金本位制度，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轮全球化 的兴起和扩展。 第一次逆全球化：源于 20 世纪初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和政治变革，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和大萧条。1929 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波及欧洲，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导致的传染效 应显著，大量银行破产，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萎缩。各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全 球经济的衰退。英镑金本位制度的终结和随后的货币战与贸易战，从根本上动摇了第一次全 球化进程。 第二次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萌芽，在冷战结束后加速发展。这一时期，以美国 为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美元本位体系建立，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迅速增加。东亚和大西洋 两岸之间贸易大幅增长，现代全球产业链格局初步形成，中国、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以重 要角色加入全球化版图，全球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联互通。 第二次逆全球化：21 世纪初以来，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再次 抬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 英国脱欧、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事件，标志着全球化进程受到阻碍。 2020 年后，新冠疫情导致国际供应链的中断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加速了“逆全球化”进程， 标志着第二次“逆全球化”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制造 业回流本国。

2020 年后，全球跨国贸易回暖，但跨国投资仍然低迷。疫情影响减退后，货物贸易恢 复最快，截至 2022 年底，占全球产出比重已恢复至第二次“逆全球化”开始以前的水平。 服务贸易次之，恢复速度较慢，还未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跨国投资的恢复进程最为曲折， 在 2021 年反弹之后再次回落。2022 年，跨国投资占全球总产出的 2%，高于 2019 年，但 低于 2017 年的水平。从货物和服务贸易来看，第三次“全球化”已有萌芽之势，但从跨国 投资的角度来看，“逆全球化”的过程仍在延续。 全球产业链格局呈现出向区域性集聚演化的趋势。一是区域贸易协定增加。各国间签订 了更多的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降低区域内贸易壁垒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进而促进区域 内的产业集聚。例如东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及其更新版美墨加协定 （USMCA）等。二是供应链的区域化。受到贸易战、疫情影响以及运输成本的考量，跨国公 司开始优先选择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建立供应链，以降低物流成本和时间，提高供应链的效 率和稳定性。三是产业转移的次区域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 同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又在区域内寻找合作伙伴，形成了次区域化的产业转移和集聚模式。 四是贸易内容的转变。区域内的贸易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中间品和零部件的交换上。与全球化 时期原材料和成品贸易占主导地位相比，区域化促进了产业链内部分工细化，如东亚的电子 产业链，其成员通过专业化分工，形成了紧密的中间品贸易网络。

产业链区域化的影响是双面的，既降低了与成员国的贸易壁垒，也抬高了与非成员国的 贸易壁垒，对于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改变非常直观。体现在出口目的地上，中国的出 口对象从欧美等发达国家转向区域内的东盟及其他 APEC 国家。2023 年，中国对美出口金 额占总出口金额比重从最高点2018年的19%下跌至13.9%，对东盟出口比重上升至 15.7%。 体现在出口内容上，中国近年来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缓慢，反之中间品出口景气度较高。据 海关总署统计，2023 年我国出口中间品 11.24 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 47.3%。其中机 电类中间品增长较快，我国对日本、墨西哥出口汽车零配件类，对美国、德国出口锂电池类， 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出口平板显示模组类中间品。 中国企业出海，既是对于“逆全球化”的应对，也顺应了全球供应链向区域化的“再全 球化”趋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遭遇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通过扩大 海外布局，不仅能够绕开部分贸易壁垒，降低逆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影响，还能通过深入参与 到区域内的经济活动中，加强与各地区市场的联系，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促进“再全球化”进程的深化。

2.出口贸易面临“平台期”

自 1776 年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来，比较优势一直是国 际贸易的基础性理论。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分工的标准，是根据李嘉 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来确定的。比较成本理论指出，各国应 当生产具有相对优势，即劳动生产率较高或成本较低的产品。资源禀赋理论进一步指出，各 国生产成本的差异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结论是，各国应当出口需要使用该国最富裕的要素 的商品。 我国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技术和资本相对稀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应当出口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商品。这与我国目前的 贸易结构大致吻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贸易不断做大做强，已经完成了贸易差额由 负转正、出口商品结构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贸易方式从加工贸易走向一 般贸易、贸易主体从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到以本土私营企业为主的转变。

随着国内外贸易环境的变化，我国出口发展似乎进入了“平台期”。近几年，虽然出口 在我国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放缓。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 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早在 2006 年达到 64%的峰值后就开始回落。2016 年以 后，我国对外依存度基本维持在 30%左右不变，出口依存度基本维持在 20%以上。从投资、 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情况来看，我国对外依存度的触顶回落，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需的增长，也得益于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旺盛，对于经济起到了更大拉 动作用。随着中国地产和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些基于债务拉动的增长正在退潮。但如果产业 结构无法顺利升级，外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可能仍然不高。

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自 2011 年后有所放缓。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机械及运输设备是推 动我国以往出口增长的主力，但 2011 年后，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的增长放缓，近几年在我 国出口中的占比维持在 40%到 50%左右。传统的低技术产业，即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 冶产品等，过去几十年来的扩张速度与我国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占比从 1980 年 的 22%下滑至 2023 年的 16%，在我国出口中的份额仅次于机械设备和杂项制品。海关总 署统计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占比，在 2022 年 4 月后有所回落，目前已处于 2014 年以来的最 低点。高技术产品（按海关总署统计范围）出口受国际关系等因素影响增长进入瓶颈、低技 术产品出口尾大不掉，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压力较大，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可能不高。

我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虽仍有比较优势，但在产业链上的利益分配中处于被动地位，虽 然可以获得贸易利益，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仍有较大。这就导致了，主观感受上，中国企业 在国际贸易中的“内卷”和缺乏定价权。 当前中国的贸易困局是由两方面因素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替代。随着我国工资成本在产品成本中占比的提高，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工资更低的国家正在替代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2015 之前，我国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份额稳步 上升。2015 年到 2021 年，我国出口份额在回落之后，由于我国受疫情影响时间与其他制造 国错开，又重新上升，画出了微笑曲线。2023 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份额再次回落至 2020 年之前的水平。

另一方面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封锁。近年来，美国不仅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 还鼓励“友岸”和“近岸”贸易。我国对美国商品出口的份额于 2018 年触顶于 21%，后持 续回落。2023 年，美国进口的商品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仅有 14%，与 2005 年的水平相当。 失去的份额一部分被工资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的国家替代，一部分被墨西哥、加拿大等近岸国 家分走。2015 年至 2023 年，越南对美的出口份额从 2%上升至 4%，墨西哥的份额从 13% 上升至 16%。

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向东盟国家出口制造设备、增加对东欧、沙特阿拉伯等国出口、 经墨西哥等近岸国家转口贸易等方式减少了出口总份额的损失。然而，随着东南亚国家和墨 西哥等国基础设施的成熟，这些国家的设备生产也将逐渐转向国产化，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因此，中国企业迫切地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为走出“比较优势陷阱”，中国企业需要从出 口企业转变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企业出海的目的是把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源在国际范围内进行重新配置、优化组织，应根 据动机选择出海战略。除了响应政策出海的国有企业外，中国企业出海的动机不外乎转移产 能、规避贸易壁垒、获得原料和资源三类，本质上是市场竞争下“趋利”和“避害”的自发 选择。这三类之间有所重叠，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企业因具有国际竞争力才受到外国的贸 易管制，对于这些企业，出海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需要和因产能过剩出海的企业有所区分。 企业出海，首先需要根据自身的出海动机，明确出海的战略和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选择出 海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