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支出是否逆周期？

观察中国政府预算内收支增速和经济增速的关 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政策具有被动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我国预算内的财政政策有较 为明显的“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特征。在经济下行、财政减收的形势下，财政 支出强度随之减弱。然而财政支出存在一定刚性，比如政府、医院、学校运转的 支出不能下降太快否则会影响政府履行职能，又比如经济下行社保类支出也会有所增加。财政收支发挥“自动稳定器”功能来自于财政收入和支出对 GDP 实际增 速变化的敏感度差异，即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速变化更敏感。每减少 1 个百分点的 实际 GDP 增速，会带来两本账下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速分别下降 3.5 和 2.1 个百分 点，财政收支的增速差会扩大 1.4 个百分点。经济下行会伴随财政赤字率上升。

第二，以预算内政府支出衡量，政府支出没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主动的逆 周期调节要求财政支出增速要对 GDP 产出缺口做出反应，即财政支出增速与 GDP 产出缺口负相关；或者，财政支出增速与经济增速的变化负相关，即经济短 期内明显下行的时候财政支出增速上升，以此熨平经济下行。然而这两个负相关 关系在过去政策实践中都不成立，财政支出增速与产出缺口和经济增速变化都没 有明确的负相关关系。

第三，我国更侧重也更受关注的逆周期政策做法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地 方平台公司三方合作的方式增加投资。这种投资的主要内容是基础设施投资，以 此作为扩大需求的主要政策工具，典型的代表是“四万亿”刺激政策。这里将城投 平台每年新增有息债务占 GDP 的比例作为城投扩张的衡量指标14，可见城投举 债扩张、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逆周期性十分明显。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随着“四万亿”计划的推 进，城投新增有息债务占 GDP 的比例提高了 4.4 个百分点；2010、2011 年经历 了急剧扩张后的短暂下降后，2013-2018 年该比例在经济不断下行的同时继续提 升；2019 年，在地方债务治理的过程中，城投融资受到更加严厉的约束，新增债务比例占 GDP 比重有所下降；但 2020 年疫情冲击，城投又担负起了部分稳增长 任务，新增债务比例占 GDP 比重提高到 8%，到 2021 年地方债务治理再回严监 管态势，城投债务扩张再度受到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