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PD生物制剂研发中,IL-33/ST2通路与传统IL-4Rα/IL-5通路在患者筛选机制上有何本质区别?

2024至2025年间获批的度普利尤单抗和美泊利珠单抗等COPD生物制剂,在临床应用中高度依赖血嗜酸性粒细胞作为患者选择的生物标志物。这种下游干预模式在实际推广中面临人群受限的问题。

根据ERS 2026大会披露的最新研究进展,靶向上游警报素的IL-33/ST2通路被寄予厚望。请问从病理机制和临床试验设计角度来看,IL-33/ST2通路是如何解决COPD表型分层不清晰这一核心难点的?相关代表性药物在不同嗜酸性粒细胞亚组中的具体疗效数据表现如何?

最佳答案 匿名用户编辑于2026/09/18 19:21

COPD抗体开发的核心难点在于表型分层不清晰。哮喘有明确的嗜酸性指标可将人群分层入组,而COPD缺乏同等强度的分层标记。已获批的度普利尤单抗和美泊利珠单抗属于2型炎症下游效应通路的精准干预,必须依赖血嗜酸性粒细胞作为患者选择工具。

IL-33属于IL-1家族警报素,气道上皮受损时由细胞核释放。COPD患者肺组织中IL-33表达显著上调,经ST2驱动II型炎症与气道重塑。IL-33存在两种生物活性形式:还原型IL-33诱导II型细胞因子和嗜酸性炎症;氧化型IL-33则驱动黏液高分泌、气道重塑与中性粒细胞性炎症,这恰恰是COPD急性加重的核心病理特征。因此,IL-33/ST2通路提供了首个“非嗜酸依赖”的可成药入口,将生物制剂适用人群从嗜酸亚组扩容至全人群。

在具体临床数据方面,阿斯利康的抗IL-33单抗Tozorakimab在OBERON和TITANIA两项III期试验中,首次在广泛的慢阻肺病人群中证实了有效性。汇总分析显示,所有预设亚组均有临床意义的降低:基线血嗜酸性粒细胞小于150、大于等于150、大于等于300的患者,中重度急性加重分别降低23%、34%和43%。无论患者吸烟状况和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如何,均能观察到一致的获益。

罗氏的抗ST2单抗Astegolimab在ALIENTO和ARNASA研究的汇总分析中同样证实了这一机制优势。总体调整后的52周年化急性加重率降低了32%,各嗜酸性粒细胞亚组间疗效相似,低计数(小于150)患者在汇总分析中亦达到显著获益。国产管线中,迈威生物的9MW1911在Ib/IIa期研究中,900mg剂量组使重度急性加重年化发生率较安慰剂组降低了100%,初步展现了非嗜酸依赖路径下降低COPD急性加重风险的治疗潜力。

参考报告REPORT

医药生物行业ERS 2026:IL_33ST2打破嗜酸壁垒,COPD生物制剂迈入全人群时代.pdf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生物制剂治疗长期受制于患者筛选瓶颈,已获批的度普利尤单抗与美泊利珠单抗均高度依赖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进行人群分层。2026年欧洲呼吸学会年会(ERS2026)集中披露的多项临床数据表明,COPD与哮喘生物制剂的研发逻辑正经历从2型炎症下游干预向上游警报素广谱覆盖的实质性切换。IL-33/ST2通路实现全人群覆盖IL-33/ST2通路提供了首个非嗜酸依赖的可成药入口。阿斯利康抗IL-33单抗Tozorakimab凭借OBERON与TITANIA两项III期试验,在不限吸烟状态与嗜酸水平的广泛人群中,使各亚组中重度急性加重降低23%至43%,首次全面验证该靶点潜力,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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