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与大摩在机构业务转型中，融资类业务占比的提升如何改变其盈利结构与抗周期能力？

高盛机构业务（不含投行）主要由股票业务和FICC构成，其盈利模式可拆分为资本中介和融资类两大模块。资本中介围绕客户交易、做市和风险管理需求赚取佣金与价差，核心驱动因素为交易量、价差与市占率；融资业务则涵盖主经纪商、保证金融资、证券借贷以及FICC结构化融资等，主要由融资余额、利差和资金成本驱动。

在量化变化方面，高盛机构业务的一个显著趋势是融资类业务占比的持续提升。数据显示，FICC与股票融资业务占相关业务收入比重由2017年的约25%上升至2025年的约35%。具体来看，FICC融资类业务占比从9%升至13%，股票融资业务占比从16%升至22%。这一结构调整增加了客户融资余额相关收入，对纯交易型收入形成了有效补充。

在抗周期能力方面，融资类业务与做市交易类业务在不同宏观环境下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对冲。在低利率与量化宽松阶段，融资成本较低，客户加杠杆意愿较强，主经纪商余额提升，虽然现金及高流动性资产收益率偏低，但交易和投行业务的高景气足以覆盖低利率对利息收入的拖累。在快速加息阶段，利率上行带动现金、存款及浮息资产收益率提升，融资利差改善；尽管此时客户去杠杆可能导致LBO融资需求转弱，但较高的利差水平仍能对整体收入形成支撑。进入利率见顶回落阶段，融资利差维持较好水平的同时，客户融资余额及并购需求逐步恢复，与回暖的权益交易形成共振。

总体而言，高盛FICC和融资类业务占比更高、业务结构更均衡，使得其机构业务跨周期表现相对更稳。机构业务提供ROE上行弹性，而融资类业务占比的提升则实质性地提高了业务结构的稳定性与盈利的可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