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宏观策略发展简史、类型与业绩表现如何？

全球宏观策略的核心特征是其高度多样化的资产覆 盖范围和跨地域的投资布局，这使得该类型策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捕捉机会，并通过一定 的风险控制方法尽量减小回撤、获取稳健回报。

1.发展简史：20 世纪 80~90 年代声名鹊起，21 世纪向多元化、专业化发展

全球宏观策略的起源可追溯至上世纪 70~80 年代盛行的股票多空策略及 CTA策略。一方面， 采用股票多空策略的基金经理通常擅于在研究不充分（under-researched）的中小盘股票中 寻找定价偏高/偏低的股票建立空头/多头头寸，但随着组合规模扩大，他们需要转向流动性 更高的市场以建立更大规模的股票多空头寸，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朱利安·罗伯逊的老 虎基金便是典型案例。另一方面，采用 CTA 策略的基金经理通常擅长大宗商品和衍生品研 究，其策略本身已具备全球性和宏观经济属性，路易斯·摩尔·培根（摩尔资本）和保罗·都 铎·琼斯（都铎投资）正是这一背景的代表。尽管起源不同，这两类基金经理最终都趋向于 采用同样的投资方法：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不同类别资产、行业或区域中的投资机会，动态 调整组合以获取“机会性”回报。 全球宏观策略因几位投资大师曾经的成功案例而受到市场广泛关注。理解全球宏观策略的 最简单途径，就是回顾这些投资大师的交易行为并理解背后的逻辑。

1987 年美股“黑色星期一”：都铎投资崭露头角

1987 年 10 月 19 日，美股市场出现大幅波动，道琼斯工业指数单日下跌 22.6%，创有史以 来最高单日跌幅，超过了 1929 年 10 月 28 日美国经济危机前夕单日下跌 12.8%的记录， 史称美股“黑色星期一”。随着美股大幅回撤，许多有名的宏观对冲基金经理折戟沉沙，乔 治·索罗斯一度亏损 3 亿美元，而朱利安·罗伯逊创建的老虎基金也在 1987 年录得第一个亏 损年。但保罗·都铎·琼斯（下文简称琼斯）却因这次黑天鹅事件声名大噪。 琼斯的成功之处在于——“黑色星期一”发生之前，琼斯和研究助手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点位走势和成交数据在 1928~1987 年和 1925~1929 年间存在相似规律， 因此推测美股可能发生类似 1929 年的大幅回撤。实际上，在股灾到来前的 1929 年 10 月 14~16 日，发生了若干催化事件：1）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提交关于取消收购融资税收优惠的 法案，引发投资者对股市的担忧；2）因美国当年 8 月贸易赤字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美元遭 遇抛售，美股下挫；3）美股的波动使部分投资者抛售股票或通过卖出股指期货对冲股票风 险，引发股市进一步下行。琼斯预感到美股将会发生大幅下跌，在 10 月 16 日收盘前卖空 大量标普 500 期货合约。10 月 19 日“黑色星期一”发生后，琼斯又抓住了第二次机会， 他推测美联储将通过释放流动性来救市：如果确如他所料，债券市场将会上涨；即便美联 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债券也没有理由下跌。因此，琼斯购买了大量美债期货，此举又为 他了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琼斯管理的都铎投资，最终在 1987 年 10 月获得了 62%的回报，并且当年的收益率超过 200%，这使琼斯和都铎投资被大众熟知。

1992 年英镑危机：索罗斯的“胜利”使全球宏观策略备受瞩目

1992 年，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通过做空英镑获得了巨额收益，也使得全球宏观策略被大 部分投资者所熟知。此次事件的起源是，1979 年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建立欧洲货币体 系（EMS），其核心为汇率机制（ERM），旨在通过固定成员国货币汇率波动范围促进欧洲 经济一体化。英国在 1990 年加入该组织，因为当时英国通胀高企，政府希望借助德国马克 的稳定性来约束货币政策。但这一决策埋下了隐患——1989 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随后两 德合并，德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支持东德建设，引发国内通胀，德国央行不得不在其他国 家寻求降息之际大幅上调利率，吸引大量外国资金流入德国，导致德国马克走强。与此同 时，英国则面临国内经济衰退+高通胀+高失业率的压力，在“保汇率”和“救经济”中左 右两难。如果英国可以独立决策，它可能会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摆脱经济低迷，但 ERM 机制的存在束缚住了它的手脚。此时，机会主义投资者发现做空英镑“性价比”较高：1） 英镑已经处于 ERM 机制下的区间较低水平，如果英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会进一步压低 其汇率，如果 ERM 被打破，那么做空英镑可获得可观收益；2）即便贬值并未发生，英镑 走强的可能性也很小，而是更有可能停留在 ERM 机制下的区间底部，做空英镑也不太可能 产生亏损。 英国政府最初的选择是“保汇率”。英格兰银行通过出售美元和德国马克并买入英镑来支撑 其货币，但这一行为导致英国的外汇储备迅速枯竭，并促使更多投机者押注英镑贬值。当 时全球大多数宏观对冲基金都在参与这一交易，乔治·索罗斯是其中最激进的投机者之一， 持有约 100 亿美元的英镑空头头寸。1992 年 9 月 16 日，英国央行被迫将利率上调至 12%， 而后又上调至 15%；直至晚间，英国政府终于决定退出 ERM 机制，让英镑自由浮动；此 后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等货币也相继遭到攻击，ERM 机制濒临崩溃。乔治·索罗斯在 此次英镑危机中赚取了 10 亿美元利润，不仅令全球宏观策略名声大噪，也因此引发了公众 的持续讨论。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泰铢等新兴市场货币贬值中获益，宏观对冲基金频受争议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对冲基金遭受较多争议的一个时期。这场危机最初起源于泰国， 随后蔓延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国家。其背景是亚洲各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但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结构性隐患：许多国家实施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 率制度，货币估值脱离经济基本面，过度依赖短期外债（尤其是美元和日元债务）导致外 汇储备脆弱，金融监管松散致使银行坏账率高企（如印尼银行业坏账率达 60%），以及资本 大量涌入房地产和股市形成泡沫。 危机的导火索是日元套利交易逆转。1995 年后，日本长期低利率政策促使国际资本以低成 本借入日元，转而投资于泰国等高息亚洲资产，形成规模达 2600 亿美元的套利交易，其中 泰铢因 17%的隔夜利率为主要投资标的之一。然而 1997 年 4 月日本经济因消费税上调引 发衰退风险，国内银行业为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紧急从东南亚撤贷回收流动性，引发资 本大规模回流日本。东南亚借款人面临流动性枯竭的局面，再加上 1997 年 5 月日元突然升 值，使东南亚货币体系暴露出一丝危机的前兆。

为了对冲风险，东南亚企业及投资者开始管理货币敞口，亦即开始大量抛售本币。在此背 景下，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代表的投机者首先嗅到泰铢估值过高的机会，自 1996 年起三次 发动攻击（做空泰铢），最终在 1997 年 7 月耗尽泰国央行外汇储备，迫使泰铢放弃固定汇 率制，单日暴跌 17%，触发区域性货币崩盘，最终泰铢价值损失了将近一半。1997 年，泰 国股市下跌了 75%，泰国最大的金融公司 Finance One 宣告破产。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提供了纾困方案，但恶性循环已然启动。在国际资本外流之后，本地企业乃至普通民众也 纷纷跟随，将泰铢兑换为更稳定的日元和美元。随着泰铢的持续贬值，外债的偿还成本攀 升，进而导致更多企业破产。由于泰国的经济结构与许多东南亚国家相似，危机迅速从泰 国蔓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国家。 在危机期间，宏观对冲基金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一种主流观点是，在 1995~1996 年亚洲 市场单边行情形成的过程中，它们并未过多参与，但在危机期间却相当活跃。在《Handbook of Hedge Funds》（Lhabitant，2007）一书中的“Global Macro”章节中写道：“数家全球 宏观对冲基金在 1997 年 7 月获得了巨额利润，而当月泰铢汇率暴跌了 23%。例如，索罗 斯的量子基金在 7 月就斩获了 11.4%的收益率。”

1998 年俄罗斯危机及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全球宏观策略的风险与挑战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波也蔓延到了正处转型上升期的俄罗斯，随着国际投资者恐慌 性撤离，俄罗斯重蹈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覆辙：外资大规模外逃（1997 年 10 月单月撤 资 100 亿美元），本土企业与民众争相将卢布兑换为美元，导致外汇储备锐减至危险水平。 政府通过连续更换财政部长、提高利率水平、接受国际救助等措施试图力挽狂澜，但最终 在 1998 年 8 月 17 日宣告救市失败，俄罗斯联邦政府与央行联合声明，将卢布兑美元汇率 走廊上限从 7：1 大幅放宽至 9.5：1，同时对 2810 亿卢布的国债暂停偿付并强制转换为长 期债券，变相违约。此举引发金融市场彻底崩溃：卢布汇率在两周内暴跌至 22：1（黑市价）， 政府债券价值蒸发，银行体系濒临瘫痪。股市更遭遇灭顶之灾——代表俄罗斯蓝筹股的 RTS 指数从危机前最高处 571.6 点一度下跌至 37.7 点，莫斯科交易所曾连续五日停盘。 俄罗斯卢布贬值及主权债务违约，使许多宏观对冲基金遭到沉重打击。乔治·索罗斯曾单日 亏损 10~20 亿美元，但 1998 年全年收益率仍达到 12%。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在俄罗 斯亏损 10 亿美元左右，此外，1998 年受俄罗斯危机影响日元持续升值，罗伯逊的预测与 实际情况相反，大量日元空头头寸使老虎基金的困境进一步加剧。

1999 年美股互联网泡沫初现端倪，尽管美联储时任主席格林斯潘早在 1996 年 12 月 5 日就 通过著名的“非理性繁荣”演讲警示美股估值过高，但市场狂热迟迟未降温——从演讲结 束至 2000 年 3 月最高点处，标普 500 指数上涨 105.2%，纳斯达克指数则上涨 288.3%。 在这段时期，投资科技股的共同基金收益非常高，使宏观对冲基金的吸引力明显下降。乔 治·索罗斯与朱利安·罗伯逊虽然都公开批判过科技股泡沫，但应对方法并不相同。索罗斯在 1999 年底将量子基金从做空科技股转为投机性做多，成功实现年度 35%收益；罗伯逊则坚 守价值投资理念，坚持做多传统行业股票并做空高估值科技股，这种策略在持续非理性市 场中遭遇重创。 罗伯逊的老虎基金因持续错判科技股行情，管理规模从 1998 年巅峰期的 250 亿美元缩水至 2000 年 3 月的 60 亿美元，被迫宣告清盘。他在最后致投资者信中痛陈：“在一个非理性的 市场中，股票盈利和价格衡量让位于鼠标点击和动量，理性选股逻辑完全失效。”颇具历史 讽刺意味的是，老虎基金的清盘时点恰逢纳斯达克历史最高点，此后两年该指数暴跌 70% 以上，印证了罗伯逊投资理念的长期正确性。索罗斯的短期胜利亦未能持久：2000 年 4 月 科技股崩盘导致量子基金单月亏损 22%，迫使他在同年宣布量子基金转型为低风险的“量 子捐赠基金”。这两大传奇基金的兴衰轨迹，反映出市场非理性波动可能使传统风控框架失 效，新时代的宏观策略需要突破传统困境，寻找更稳健的投资方式。

21 世纪：从“全球宏观（Global Macro）”到“全球微观（Global Micro）”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索罗斯量子基金转型、老虎基金关闭等标志性事 件发生，主流媒体和华尔街分析师一度宣称“全球宏观策略已死”。尽管“群星璀璨”的巨 型宏观对冲基金时代确实在 2000 年附近暂时中止，但断言全球宏观策略即将消亡显然过于 草率。当科技股泡沫在 2000 年 3 月破裂后，美联储迅速将联邦基金利率从 6.5%断崖式降 至 1%，这一宽松货币环境催生了新一代宏观基金管理人，他们抓住了利率变动产生的机会， 通过做多债券、做空股票、做空美元获取回报。实际上，2000 年并非全球宏观策略的终点， 而是下一波强劲增长的起点。 诚然，试图在政府或央行的错误决策中获利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当今时代的政策制定者 更为严谨和专业化，与此对应地，“全球宏观”策略的投资风格也更趋向于“全球微观”。 实际上，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罗伯逊的老虎基金正是全球微观投资策略的先驱。索罗斯和 他的首席投资官斯始终坚信——微观层面的趋势解读能为宏观格局提供关键线索。同样地， 老虎基金在建立头寸前往往会进行大量实地微观调研，以验证其投资假设。尽管量子基金 与老虎基金奠定了当今全球微观策略的基础，但它们的重大交易（无论多头或空头）往往 源于对货币、股指、利率等传统投资工具的大规模押注。实践中，其操作模式被瓦德瓦尼 资产管理公司（Wadhwani Asset Management）的苏希尔·瓦德瓦尼博士称为“the narrow end of global macro”（直译为“全球宏观策略的狭窄端”）。

同样曾处于“the narrow end”的都铎投资（上文提到过）和卡克斯顿（Caxton）等全球宏 观对冲基金，现已逐步转型为更具全球微观特征的对冲基金。这些基金的内部通常具有若 干独立运作团队，每个团队覆盖不同的专业领域，使基金整体实现专业化和多元化运作。 保罗·都铎·琼斯曾说过：“内部多元化团队结构使都铎的交易员保持耐心，从而践行‘无机 会不交易，见时机方出手’的原则。”2004 年，都铎基金大约一半的风险敞口由琼斯及其 团队管理，其余一半风险敞口中全球股票策略占三分之一，剩下的则配置不良资产与风险 套利等策略。卡克斯顿的演变路径更为典型——其资产管理规模从 1983 年的 760 万美元跃 升至 2006 年的逾 120 亿美元，从单一基金经理制发展成为约 30 个团队合作运行、覆盖多 重策略的复合体。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布鲁斯·科文纳（Bruce Kovner）从唯一风险承担者 转变为众多基金经理之一，其角色则转变为商业领袖、整体风险管理者及团队激励者。 猎鹰管理公司（Falcon Management）的创始人吉姆·莱特纳（Jim Leitner）曾这样描述全 球宏观策略的前景：“随时准备机会主义地审视每一个潜在的投资机会——从微观情境到特 定国家情境，跨越所有资产类别和全世界所有国家。全球宏观策略是将自上而下的国家宏 观分析与自下而上的公司微观分析相结合的产物。一般来说，在做出国家层面的分析决策 后，我们会深入挖掘那些基于我们宏观观点应该表现良好的行业中的公司……宏观主题通 常以微观形式表达出来。‘全球宏观’意味着你从顶层开始，然后逐步向下推进。” 莱特纳是引领“全球宏观（Global Macro）”到“全球微观（Global Micro）”投资思路转型 升级的先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时代，全球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风险可能使各类资 产波动放大，获得稳健回报更为困难，传统投资机构面临较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以桥 水（Bridgewater）、AQR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宏观对冲基金凭借其系统化、专业化、多元化 的投资体系脱颖而出，我们将在最后一个小节中对桥水基金的投资框架进行详细介绍。

2.子策略：自主决定型、系统型、管理期货、多策略等

全球宏观策略包含若干子策略类型。我们对比了 HFR、彭博、BarclayHedge 数据库的子策 略分类情况，总结其中的共同点——

自主决定型（Discretionary）：HFR 将其细分成自主决定的方向性投资（Discretionary Directional）和自主决定的主题投资（Discretionary Thematic），彭博和 BarclayHedge 中该类策略的名称均为自主决定的宏观交易（Discretionary Macro）并且不再细分；

系统型（Systematic）：HFR 将其细分成系统化的方向性投资（Systematic Directional） 和系统化的分散投资（Systematic Diversified），彭博分类下的全球资产配置（Global Asset Allocation）和 BarclayHedge 分类下的量化宏观（Quantitative Macro）均与系 统型意思相近，本报告中统称为系统型（Systematic）；

管理期货（CTA）：彭博和 BarclayHedge 中均存在此类别，HFR 中没有此类别，可能 参照策略的底层资产将其归入了商品（Commodity）和货币（Currency）等类别中；

多策略（Multi-Strategy）：HFR 和彭博中均存在此类别，BarclayHedge 中多策略类 别是所有类型策略的一个混集，没有具体设置宏观大类中的多策略类型。 另外，HFR、彭博中有专门的按资产类型区分的子策略类型标签，比如商品（Commodity）、 货币（Currency）、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等，就不详细展开介绍了。下文中主要介 绍自主决定型、系统型、管理期货、多策略这四类策略的运作方式。

自主决定型（Discretionary）

自主决定型，顾名思义，主要依赖基金经理的经验、智慧和知识，通过对全球各类市场进 行主观的、且通常具有风险的押注来获取回报。基金经理通过研究全球市场动态、宏观政 策、经济数据和央行操作等多重因素，结合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对行业、板块、国家及 整体宏观经济环境中的风险与机遇进行自主研判。 自主决定型策略灵活性很强，在市场危机时刻仍存在获取收益的可能性。在上一节“发展 简史”中提到的投资大师索罗斯、罗伯逊、保罗·都铎·琼斯等，均是该类型的优秀代表。自 主决定型基金经理拥有独特优势：既可交易海量市场标的，更能逆势布局。例如，在全球 股票市场危机动荡时刻，股票多头型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往往承受较大亏损，而自主决定 型宏观对冲基金经理有望收获大额利润。 更具体地，此类型基金经理可以执行方向性交易或者相对价值交易。方向性交易者预期资 产价格单向波动而进行方向性操作，例如看涨铜价时做多铜期货以捕捉上涨收益；相对价 值交易者则通过配对或组合资产，捕捉资产间的价值差异并在价差变动中获利。例如欧债 危机期间，若基金经理判断德国债券收益率受冲击小于意大利，则可做空意大利国债同时 做多德国国债。当危机恶化导致意大利信用风险溢价上升时，两国债券收益率差扩大即可 实现套利。

系统型（Systematic）

该类型基金经理通常采用自上而下模型，综合分析各类经济指标，通过量化手段处理海量 数据以捕捉市场机会。系统型宏观对冲基金通常聘请学历背景较为优秀的人才，将不同种 类的量化因子“系统性”地整合成模型，最终计算出交易头寸，从而摈除自主交易时个人 情绪带来的干扰。系统型策略以流程严格、可历史回测、纯量化运作机制为特色，在长期 维度（数年或更长）下，该类型策略可能比自主决定型策略产生更持续稳定的收益；但在 高波动时期（如 2008 年金融危机），其表现往往逊于自主决定型策略。 系统型宏观对冲基金在 21 世纪逐渐崛起并重塑对冲基金行业格局。克里夫·阿斯内斯（Cliff Asness）创立的 AQR 资本管理（AQR Capital Management）与雷·达里奥（Ray Dalio） 创立的桥水基金（Bridgewater）均采用系统型交易模式，在全球股票、债券、商品、外汇 等高流动性资产中采用定量模型计算配置权重，为管理超大规模资产组合提供了解决方案。 此外，该类型策略可以持续回测优化、迭代升级，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及捐赠基金等大 体量资方更倾向于选择这种具备可预测性、回撤可控的定量投资流程。此类资方最低配置 额度常达数亿美元，从而可以形成“规模吸引资本”的循环效应。

管理期货（CTA）

CTA 是 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 的缩写，直译过来是商品交易顾问，此类策略有时也被 称为管理期货策略（Managed Futures）。根据美国全国期货协会（NFA）的定义，商品交 易顾问是指为他人提供期货合约、期货期权或场外零售外汇合约买卖的价值判断或操作建 议的个人或组织。由于期货交易存在于大多数全球宏观市场中，CTA 策略一般被视为全球 宏观策略的一种子类型。规模较大的 CTA 管理人通常采用基本面模型或量价模型构建组合， 包括期限结构、库存分析、趋势跟踪、均值回归等，其思路与系统型全球宏观基金管理人 有类似之处。另外一些 CTA 管理人还可能在不采用量化方法的情况下，酌情押注于市场的 走向。CTA 基金可能会适度使用杠杆以实现收益目标。总部位于伦敦的英仕曼（Man AHL） 和元盛资本（Winton Capital）是全球范围内知名度较高的 CTA 对冲基金。

多策略（Multi-Strategy）

在实战中上述几种子策略往往被同时使用，这样做的优势在于： 系统型策略容量大、成本低、长期回报稳定，适合大规模资金作为底仓配置方案；自主决定型策略因为可以灵活做空，往往在市场危机时刻和其它策略呈现负相关性， 适合作为系统型策略的补充； CTA 等其它策略通常和系统型策略相关性较低，作为多策略的其中一环，有助于分散 组合的收益和风险来源，使组合整体稳健运行。

3.业绩表现：宏观对冲基金长期夏普较高，可对冲美股风险，但近期表现一般

接下来我们主要基于可获得的数据，分析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业绩表现。我们曾对 EurekaHedge、BarclayHedge、彭博三种对冲基金指数进行对比分析，此处我们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全球宏观策略业绩，重述一下三种对冲基金指数的区别：

EurekaHedge 对冲基金指数基日为 1999/12/31，历史较长，但从彭博上只能获取到对 冲基金总指数以及股票多空、宏观、相对价值、多策略等“大类”策略指数（彭博也 可以获取到事件驱动策略指数，但事件驱动在 EurekaHedge 的定义中属于二级分类）， 宏观类别内部没有更加细分的子策略指数；

BarclayHedge 对冲基金指数没有统一的基日，但一般来说基日在 2000 年以前，历史 较长，不过，BarclayHedge 的策略分类没有“大类”的概念，而是直接划分成了十几 个小类型（详见图 10），全球宏观策略指数是这十几个策略指数的其中之一，宏观类 别内部没有可在 BarclayHedge 官网直接获取的细分子策略指数；

彭博对冲基金指数基日为 2013/12/31，历史较短，彭博则将对冲基金策略分为股票策 略、债券策略、事件驱动、宏观、相对价值五个大类，每个大类都有策略指数，大类 内部还有细分的子策略指数，比如宏观大类内部具有自主决定型、CTA、全球资产配 置、商品、货币、加密货币、多策略 7 个细分子策略指数。

在区间 1999/12/31 至 2025/6/30 内，EurekaHedge 宏观对冲基金指数年化收益水平略低于 对冲基金指数，但夏普比率、最大回撤、Calmar 比率等指标明显优于对冲基金指数。将 BarclayHedge 全球宏观指数与对冲基金指数进行对比，能看到类似的结论。在控制回撤方 面全球宏观策略表现尤其突出， EurekaHedge 宏观对冲基金指数、BarclayHedge 全球宏 观指数的最大回撤分别为-4.22%、-8.07%，大约为其对应的对冲基金指数的 1/3 水平。 从年度收益来看，2002、2008、2022 是全球宏观策略明显存在超额收益的年份，分别对应 于互联网泡沫出清、全球金融危机、美联储激进加息，也是全球股指表现较弱的年份。我 们以对冲基金指数为基准，计算宏观对冲基金指数相对基准的月度超额收益，并与基准的 月度收益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宏观对冲基金指数的超额收益与基准收益呈现明显的 反向关联，两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 0.4 以上；并且，宏观对冲基金超额收益比较突出 的月份正好对应于基准收益较弱的月份。

我们选取 2000 年以来标普 500 指数表现最差的 10 个季度，可以发现，在这 10 个季度中 EurekaHedge 宏观对冲基金指数、BarclayHedge 全球宏观指数获得正收益的概率为 60%、 50%，并且两者表现超过其对应的对冲基金指数的概率大于等于 90%。也就是说，在美股 危机时刻，全球宏观策略往往表现相对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