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标准和拉动力是什么？

城镇化率是指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由于不同国家对城乡区 域划分的标准不同，导致城镇人口统计口径有所差异。国际上主要有两种划分 标准：大多数发达国家基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例如，美国将人口 密集度不低于 193 人/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至少 2500 人的地区定义为城市，这 是较宽泛的标准。此外，“非农业人口比例”也是重要参考，日本要求城市人 口规模达到 5 万，且至少 60%从事非农业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对于城镇地区的划分更依赖“行政区划”。例如，我国虽参考人口密度， 但目前主要依据行政区划进行城乡划分。

与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城镇化率指标相比，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可能高估人 口向城市的集中程度。我国的城镇人口统计包括城市人口和建制镇人口。城市 的标准涉及到行政区划的划定，镇则是有一定规模和条件的乡镇。但部分偏远 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镇”可能并不具备典型城市的功能。此外，我国的城镇 化率是指居住在城镇（包括市区和镇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国的统计标 准将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分开，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指居住在城市六个月以 上的人口，这部分人群包括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我国的户籍制度对城镇 化率有显著影响，很多农民工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但由于户籍未转移到城市， 他们并未被算作城市人口。因此，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之间有较大差异。

从国际经验看，当城镇化率超过 60%后，大城市群逐渐成为推动城镇化进一步 提升的核心动力。在城市化进程中，单个城市的发展往往趋向于形成“城市圈” 或“城市群”。回顾美国和日本的城市化历程，当城镇化率达到 60%时，城市 化的进一步推进主要依赖于“大城市群”的发展，尤其是“500 万以上人口的 特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对于我国而言，我国的城镇化率从 1960 年的 19.75% 上升至 2023 年的 66.16%，100 万以上人口城市的比例也从 8.12%增长至 31.28%。在 2010 年，“100 万以下”“100-500 万”城市群对我国城镇化率的贡献较大，分别为 20%和 18.9%；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间，“500-1000 万” “1000 万以上”城市群对我国城镇化率的贡献显著增加，分别从 2010 年的 4.46%、6.44%增加至 2020 年的 15.01%和 11.66%。（因 2021 年以后部分城 市人口数据未更新全，此处计算的最新值为 2020 年数据）

从国际历史数据来看，城镇化进程在不同发展阶段受多种因素影响。在早期阶 段，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的驱动因素逐渐转 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率通常达到峰值时， 城镇化率一般达到约 70%的水平，之后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 然而，我国在 2010 年工业化率达到峰值时（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46.5%），城镇化率仅为 50.5%，这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明显 超前于城镇化水平。

自 2011 年起，我国的工业化率逐步下降，城镇化进入了工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 的阶段。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逐步实现自动化，传统劳动力 逐渐被自动化设备、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取代，伴随而来的是第一、二、三产业 对就业人口的拉动力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从 2011 到 2021 年，我国第二产业的 就业人数减少了 832 万人，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8586 万人。自 2011 年 起，我国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不断上升，从 43.89%增至 2023 年的 60.2%， 而第二产业的贡献则从 53.4%下降至 2023 年的 33.39%。就最近的数据而言， 2021 年我国工业化率为 39.29%，远高于全球 27.22%的均值；与此同时，我国 的城镇化率为 64.72%，也明显高于全球 56%的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 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偏高。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 现阶段我国提高城镇化率的主要抓手在于在保持工业化稳步推进的同时，需要 继续加速发展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