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龄化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有哪些？

通过比较不同经济体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的经济 发展情况，吸收海外应对老龄化的成功经验，动态思考我国老龄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老龄化加剧通常伴随经济增速放缓

老龄化加剧或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及劳动供给下降，继而影响经济增速。理论层面 来看，学术研究证明老龄化加剧通常伴随经济增速下滑。比如，呼倩（2021）利用 1960-2019 年 172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实践角 度来说，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各国人均不变价 GDP 增速确实出现减缓。例如日本进 入重度老龄化前后的人均 GDP 增速为 4.7%/0.7%（1994 年），德国为 3.4%/1.7%（1972 年），丹麦为 3.1%/1.5%（1978 年），美国 2.0%/1.5%（2014 年）。 无论理论或是实践均表明老龄化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速放缓，为何会出现这 种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和业界均有较多相关研究，Maestas & Mullen & Powell （2016）的研究表明，老龄化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影响经济 增速，呼倩（2021）认为老龄化可以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增加年轻人的储蓄、改变消 费结构等方式影响经济增速，高盛的研究指出人口老龄化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等途径减缓经济增速。综合来看，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能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减少 劳动力供给、挤出投资等路径影响经济增速，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速及劳动供给下降或 是主要因素。

研究表明老龄化或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按照自然规律，随着年龄增长，劳动 者体力、智力和认知能力逐渐下降，反映到群体中则表现为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Maestas & Mullen & Powell（2016）以及 Aiyar（2016）在研究报告中论证了上述观点， 他们分别利用美国、欧洲等地区数据发现了老龄化能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 影响。若用最新数据进一步验证，若以 GDP/全部就业人数衡量全员劳动生产率，我们 发现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世界各国普遍出现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的现象，例如日本在进 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前/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为 4.4%/0.6%，美国为 1.6%/1.3%。 老龄化程度加深还可能减少劳动力供给。老龄化不仅意味着老年人群绝对数量的增 加，还意味着其他年龄组相对数量的减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经济时报》中 提到：“老龄人口比重上升意味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下降。”Hansen et.（2023）的研究 也发现，约在超过 45 岁后，个人的劳动供给随年龄上升而下降。此外，我们测算的数 据也表明过高的老龄化程度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以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 比重衡量各国潜在劳动供给，结果显示随着老龄化率增长，各国潜在劳动供给往往先升 后降，即使不同国家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对应的老龄化程度并不完全相同。

2. 老龄化对经济增速的差异影响源于要素投入不同

前文提出老龄化背景下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但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不尽 相同。具体而言，丹麦等北欧国家、美国以及新加坡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仍然维持较高 经济增速，而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事实上，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技术、人力等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凸显。若其他 生产要素投入提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抵消部分老龄化对于经 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丹麦、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就是典型案例。

丹麦、美国在老龄化过程中经济增速相对较高，背后是技术要素投入明显增加。经 过对比，我们发现在丹麦、德国、美国等产业结构成功转型升级的国家，老龄化对经济 增速的影响相对较轻。制造业技术含量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生产过程中技术 要素的投入情况，数据显示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部分经济增速放缓不显著的国家如德 国、丹麦的制造业出现明显升级，2000-2021 年期间德国中高新技术产业占制造业增加 值的比重由 53.9%升至 60.6%，丹麦更是由 38.3%升至 56.7%。此外，再观察美国的例 子，美国人均 GDP 增速在老龄化过程中仍然维持较高增速，主要原因或是其在 1980 年 以来通过一系列宏观、产业、金融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在信息技术产业实现了关键技术 突破，使美国经济增长逐渐转为技术驱动。截至 2023 年，美国信息业增加值升至 15981 亿美元，信息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1980 年的 3.9%升至 2023 年的 5.4%，这也体现 出技术要素投入增加对于抑制“老龄化程度加深-经济增长减缓”传导链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韩国在老龄化过程中经济增速也相对较高，或源于人力资本投入增加。随 着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市场供需两侧都会主动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从需求端出发，高技术产业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与之匹配；从供给端出发，年轻人加大教育投资的意 愿也将改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强调教育质量有助于减轻 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速的影响。比如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老龄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速相对 较高，且人力资本投入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一方面，2000 年以来两国人均受教育年限 一直较高世界前列水平，2022 年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韩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 11.9 年、12.6 年，高于世界均值水平 8.7 年；另一方面，世界银行 2020 年发布的人力资本 指数可以量化当期一个国家对于人力资本培育的综合投入水平，其中新加坡、韩国分别 位列第一、第三，显示出两国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力度与人力资本发展潜力。

3.动态思考：我国老龄化机遇与挑战并存

正如上文所示，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偏低，目前面临的老龄 化形势比较严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积极变化已在逐步显现，我国技术资本 投入正持续提升，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视程度亦与日俱增。 我国技术资本投入持续提升，已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借鉴美国、丹麦等国 家的经验，技术要素投入增加有助于抑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近年来我国已 在逐步加大技术资本要素投入，当前我国发展和形成新质生产力已具备一定基础：①技 术发展方面，我国科创能力明显提升。根据 WIPO，2022 年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超过 法国，位于全球第 11 位，与 2012 年相比一共跃升了 23 位。②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我 国工程师红利正在积累。若以 2020 年比例推算，预计 2023 年 STEM 专业毕业生数将 超过 700 万，工程师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将逐渐显现。③政策支持方面，我国 已经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我国人力资本投入重视程度在提升，具备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可能性。经 典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在老龄化背景下年轻人将提高储蓄以应对将来的养老支出，增加的储蓄投入经济生产活动可以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然而中国储蓄率已经处于较高 位，单纯依靠储蓄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可能不适用于中国。参考新加坡、韩国等国家 的做法，我国或能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 红利”。彭希哲等在《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中指出，中国式第 二次人口红利的理论核心是由人力资本不断深化而带来的人口质量提升，这种人口质量 的提升能够部分抵消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前来看，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已初具现实基础。首先，我国教育事业深化 发展带来教育人力资本深化。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正在不断提高，根据联合国数据， 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 2000 年的 5.9 年升至 2022 年的 8.1 年。此外，我国老年人口的 人口素质也在提升，我国受过大学专科以上教育的高知老年人口的数量已从五普的 13.4 万人上升至七普的 71.4 万人。其次，我国健康事业持续完善带来健康人力资本深化。我 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0-2021 年期间我国人均预期寿 命从 74.8 岁提升至 78.2 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最后，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为实现 由教育、健康人力资本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IFR 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机器人 使用密度由 2011 年的 10 台/万人快速提升至 2022 年的 392 台/万人，这有助于减少人 口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冲击、提高生产效率。在教育、健康、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的 背景下，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已初具雏形，对比七普和六普数据，可以发现七普中老 年人口劳动参与比重明显提升，年长劳动人口潜能得到初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