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新时代的底层逻辑系列之七：石油危机加速全球秩序裂变

石油危机加速全球秩序裂变

地缘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中是重要但难以研究的领域。近期美以伊地缘冲突是市场的核心主题， 抛开短期的跌宕起伏，由此引发的全球秩序重构加速，以及诸多不可逆的趋势更值得思考。

几次石油危机都曾引发全球秩序重构

以史为鉴，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中东地缘冲突，其中以三次石油危机最为突出，分别在 1970 年代两次、1990 年代一次。从底层逻辑上看，三次危机均非单纯油价波动，而是全球秩序 脆弱性在中东地区和能源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一次次围绕全球权力结构、货币秩序、产业 体系与宏观范式的深刻重构。我们首先回顾过往几次石油危机下的秩序变革。

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1974）：产油国议价权上升，石油美元循环加速巩固

第一次石油危机起源于 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叙利亚为收复失地对阵以色 列，美国迅速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随后，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产油国启动“石油武器”， 一方面对美国等支持以色列国家实施禁运，另一方面同步减产、提价，推动供给收缩与价 格上行共振。1974 年 3 月，禁运正式解除。油价全程接近四倍上涨。 冲突表层矛盾是阿以冲突与美国的军事干预，但背后有如下几方面深层宏观逻辑： 一是，产油国争夺资源定价权是核心主线。危机前，国际石油市场长期由“七姐妹”主导，产 油国在价格与分配中的话语权偏弱；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大幅贬值，以美元 计价的石油收入实际购买力被侵蚀，强化了产油国借由地缘冲突提价与重构分配格局的诉求。 二是，美国的战略需求的同步推进。美国支援以色列并非单纯军事选择，背后同时包含冷 战制衡、中东控制、能源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等多重考量。更重要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 瓦解、美元信用失去黄金锚定后，美国借危机后对海湾国家的安全承诺，推动原油继续以 美元计价，并促使石油盈余回流美元资产体系，从而加快了石油美元循环的形成，对美元 国际地位构成重要支撑。 三是，全球流动性扩张的助推。危机前，粮食、金属等大宗商品已普遍上涨，全球流动性 环境偏松，商品价格上行趋势先于原油启动。

从影响来看， 1）西方经济体而言，危机推动全球进入滞胀阶段。油价飙升明显挤压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 空间，欧美经济普遍面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行并存的局面，财政与货币政策同时陷入“控 通胀”与“稳增长”的两难，传统需求管理框架受到冲击，1970~1980 年代的“大滞胀时 代”由此开启。 2）对全球资金流向而言，危机本质上是一次全球财富再分配。大量财富由石油消费国转向 产油国，随后再通过国际银行体系及美元资产配置回流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典型的“石 油美元回流”，财富平衡过程既缓解了美国外部失衡压力，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元霸权。 3）对国际秩序而言，产油国政治影响力显著上升。资源国通过“供给武器化”抬升了自身 战略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西方石油公司对定价权的长期主导。 4）制度层面而言，消费国开始系统性重建能源安全框架。危机推动主要消费国强化能源安 全框架，IEA 于 1974 年成立，美国随后推进战略石油储备建设，能源储备与消费国协调机 制开始制度化。

第二次石油危机（1978-1981）：供给冲击叠加预期失锚倒逼制度化安排

第二次石油危机起于 1978 年底伊朗革命。罢工与政局动荡冲击伊朗石油生产，随后两伊战 争爆发，双方石油设施与运输通道再度受扰。尽管沙特等部分产油国一度增产以平抑油价， 但市场对供应中断的担忧迅速升温，囤积与预防性补库行为明显增加，推动国际油价在 1979 至 1980 年间大幅上行，累计涨幅超过两倍。

危机的表层是中东冲突，深层是第一次危机未出清矛盾的再度释放，具体来看： 一是，海湾地缘格局重组，美国原有中东秩序安排遭到冲击。伊朗革命不仅改变了其国内政 治结构，也重塑了其外交与能源政策取向，伊朗由亲美盟友转为反美政权，美国原先依靠“伊 朗+沙特”维持海湾秩序的“双柱政策”基本瓦解。此后，海湾内部逐步分化为以沙特为代 表、强调供给稳定与秩序维持的温和派，以及以伊朗为代表、带有更强地缘扩张与意识形态 输出诉求的激进派。美国则被迫进一步向沙特倾斜，以填补伊朗失控后留下的权力缺口。 二是，预期冲击对价格的推动显著大于实际供给缺口。与第一次石油危机相比，第二次危 机期间并非完全缺乏调节手段，部分产油国增产、库存释放及国际协调机制均已有所发挥， 但市场担忧的已不仅是短期供给减少，更是中东秩序持续失稳、供应反复中断以及既有应 急体系不足。由此引发的恐慌性补库与预防性需求，推动油价出现明显高于实际供给缺口 所对应水平的过度上涨。 三是，OPEC 核心成员借势抬价、放大供给扰动。第一次危机后，OPEC 已从西方石油公 司手中夺回定价主导权。本轮危机中，部分成员国自 1978 年底起便借供应扰动预期提前提 价。后续尽管沙特为稳市场适度增产，但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限产惜售，客观上 放大了供给缺口，OPEC 内部也在相当程度上默许成员国利用市场恐慌攫取更高石油收益。

从影响来看： 1）本次危机滞胀特征更顽固。危机爆发前，西方经济体本就处于高通胀环境，工资—物价 螺旋进一步强化了能源价格向核心通胀的传导；与此同时，增长在高成本、高利率及居民 实际收入受损的多重压制下持续走弱。 2）主要经济体政策框架转向“以衰退换控通胀”。相较第一次危机后各国在稳增长与控通 胀之间反复摇摆，第二次危机后政策取向明显更为坚决。美国在沃尔克上任后大幅收紧货 币条件，以高利率强行压制通胀，代价则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及金融市场大幅波动。 3）OPEC 内部分化，美国中东战略再调整。在伊朗出局后，美国与沙特等温和派产油国的 绑定进一步加深，通过安全承诺维持海湾供给稳定；与此同时，高油价背景下海湾石油收 入持续回流美元资产，石油美元循环进一步强化。 4）全球能源安全框架从被动应对转向制度化建设。第二次危机进一步强化了各国对中东单 一依赖风险的认识，战略石油储备、IEA 协调机制、需求侧节能降耗，以及北海、阿拉斯加、 墨西哥湾等非 OPEC 产能扩张，均在此后被系统性推进。

海湾石油危机（1990-1991）：短期供给中断与风险溢价冲高，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再确认

海湾石油危机起于 1990 年 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伊拉克一方面试图通过吞并科威特油气 资源，缓解两伊战争后沉重的财政与债务压力；另一方面也对科威特超配额生产、压低油 价长期不满。战争爆发后，伊拉克与科威特原油供应大面积中断，市场迅速交易供给缺口， 推动国际油价在短时间内接近翻倍。此后，美国主导多国军事介入，叠加沙特等国快速增 产、库存释放及运输体系调整，油价较快回落，整体冲击持续时间仅约两个多月。

本轮冲突表层是中东冲突，但背后如下几方面深层宏观逻辑： 一是，中东权力失衡与石油利益矛盾的集中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后，中东产油国分化持 续加深。伊拉克具备较强军事力量，倾向于通过高油价和扩大份额缓解财政压力；而科威 特等海湾小国则“弱而富”，更依赖石油美元体系与外部安全安排来维持稳定。石油利益分 配矛盾、伊拉克债务压力以及地区安全失衡相互交织，共同触发本轮危机。其本质上是第 二次石油危机后中东秩序再平衡过程中的进一步深化。 二是，海湾危机是对能源安全制度的压力测试。虽然此次油价冲击持续时间较短，但供应 缺口并不低。与前两次危机不同的是，美国与 IEA 体系已具备更成熟的应对工具，战略石 油储备释放、沙特等温和产油国增产，以及库存与运输体系的快速调整，共同压缩了危机 持续时间，反映出能源安全制度已开始具备实战缓冲能力。 三是，海湾地区的战略地位在危机中被再次确认。本轮危机的应对模式已不再是单纯市场 调节，而是“联合国授权+美国军事主导+盟友协同参与”的多边干预框架。海湾作为全球 能源核心战略区，其内部失衡与分化已不再只是地区问题，而需要全球层面的秩序维持与 安全投入。

从影响来看， 1）对宏观影响偏短期滞胀，长期影响不大。相较 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主要经济体的 抗风险能力已有明显提升。OECD 经济体石油消费占 GDP 比重已显著下降，能源效率、储 备体系与替代供给能力均有所增强，因此本轮油价冲击虽在短期内推升通胀并压制增长， 但并未演化为持续性滞胀。 2）政策应对更加灵活，未再触发“以衰退换控通胀”的强紧缩式纠偏。各国对通胀冲击的 应对更多体现为短期逆周期对冲与市场稳定，随着油价较快回落，政策重心也较快转向增 长、信用与需求修复。 3）美国借危机进一步确认了对中东安全秩序的主导权。不同于前两次危机中更多体现为产 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博弈，本轮美国通过联合国授权、多国联盟军事行动及后续海湾驻军 安排，直接确立了其在海湾安全架构中的主导地位，中东石油供给也进一步嵌入美国军事 存在、海上通道控制与盟友体系之中。 4）储备、增产与国际协调机制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海湾战争之后，更多国家开始建立石 油储备义务、紧急需求管理机制及跨国协调安排，全球能源安全制度在危机应对中进一步 扩容和成熟。

过往石油危机的规律与启示

综合来看，石油危机从来不只是一次价格冲击，而是一次围绕全球权力结构、货币秩序、 产业体系与宏观框架的同步重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石油危机”带来全球权力和安全架构。 一是，货币秩序进入“美元霸权阶段”。第一次石油危机推动石油美元体系形成，全球由此 进入“浮动汇率制+美元主导”的新金融秩序；第二、第三次危机中，美国亦借危机应对进 一步巩固美元体系。 二是，国际关系权力实现再平衡。资源国通过“供给武器化”显著提升战略地位，海湾能源 产区由此成为全球地缘博弈的核心枢纽，其内部立场分化也逐渐成为潜在不稳定来源。与此 同时，美国在三次危机中持续借助安全承诺、联盟体系及多边授权机制强化其主导地位。 三是，全球对安全与发展的理解产生变化。各国更加重视能源安全，并逐步认识到单一市 场机制难以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第一次危机后，IEA 等消费国协调机制建立；第二、第三 次危机则进一步验证了储备、协调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第二，石油危机推动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布局与产业分工格局重构，地缘政治风险被永久计 入全球分工体系。 一是，能源供给加速多元化，资源与库存自主性显著提升。各国加快引入俄罗斯、西非、 拉美等非中东货源。虽然对中东依赖度有所下降，但其战略重要性并未削弱。与此同时， 矿产等上游资源的安全属性同步上升，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也借此强化 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二是，制造业供应链布局趋于分散化。全球分工体系进一步纳入了地缘等因素考虑，近岸 布局、友岸外包等模式逐步兴起，墨西哥、加拿大、中东欧等区域分别承接了北美与欧洲 的配套需求。 三是，全球产业技术路线与分工格局加速重构。高油价迫使各国通过节能、工艺改造和产 业升级降低成本。日本、德国等资源约束较强的制造业国家，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至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大陆，国内则集中发展汽车、机械等资本密集型与节能型产业；美国 则加快退出部分传统高耗能制造环节，转向高附加值产业。 四是，全球推进能源转型。各国积极发展核电、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等替代方案。70 年代 石油危机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推进核电规模化发展、能源效率提升及替代能源研发， 加速推进北海、阿拉斯加等非 OPEC 区域油气勘探开发。2022 年欧洲能源危机亦推动欧 盟转型，欧盟风光等清洁能源装机与发电量快速提升，且快速完成 LNG 接收站、跨境管 网等储运设施补短板。

第三，全球经济运行、通胀与政策框架都发生了系统性转变。 一是，进口国普遍面临供给冲击下的滞胀压力。价格上行与预期失锚并存，传统宏观分析 框架受到明显冲击，菲利普斯曲线等经验关系阶段性失效。 二是，全球财富与国际支付能力在危机中重新分配。收入阶段性由石油进口国转向出口国， 但又通过石油美元回流机制重新回到美元体系内部。 三是，更强调反通胀约束的中央银行框架逐步形成。历史经验表明，加息过于滞后会放大 通胀失控风险，而紧缩过于激进又可能引发深度衰退；财政政策则更多承担民生托底、能 源保供与短期缓冲的角色。 四是，经济冲击的大小并不只取决于油价涨幅本身，更取决于冲击持续时间、二次传导强 度以及政策应对方式。相比 1973 年，1978 年危机之所以影响更深远，并不只是因为油价 更高，更重要的是当时通胀螺旋更强、经济基本面更脆弱、政策也转向更剧烈。 此外，政策应对来看，1970 年代各国政府早期以各种形式的价格管控、需求管理（包括货 币紧缩）、甚至出口管控等应急措施为主，但一些出口管控措施较长时间后才淡出。中长期， 各国加大能源储备、并推进能源转型。2026 年 3 月 19 日华泰宏观《70 年代石油危机的政 策应对有何启示？》中进行了详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