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专题报告：从全球视角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与成效

一、 引言：“共同”和“富裕”必须有机统一

今年以来，我国频繁传递出加快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政策信号。其中，“十四五”规划明确了在浙江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任务；5-7 月，中央与浙江省先后下发了具体的建设意见和实施方案；8月 17日，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首次针对 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工作进行了详细布局。共同富裕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国家施政的方针和导向。在此背景下，本篇报告将 从全球视角出发，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及成效，以期得到部分经验借鉴和案例参考；我们以在高质量发展、缩小收入差 距、全面的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标准，选取了北欧、德国和日本的案例来进行重点研究。

海外经验显示，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同时也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教育、卫生、生态、科技等方面实现全面进步与综合发展而跻身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的阵营中，仅有少数发达经济 体很好地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如北欧、德国、瑞士、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国当前还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改革 开放后国民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但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步凸显，叠加近年来经济增速趋于回落，中央的经济社会政策重点开 始逐步发生变化，即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到“最终实现公共富裕”，从“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到“更加注重公平”，这种转变也将成为未来比较长时间内的政策总基调。

整体来看，共同富裕必须实现“共同”和“富裕”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共同”说明富裕实现的范围，即全体人民共同享 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成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从各国基尼系数对比来看，北欧、德国都在 0.2-0.3的比较平均范围内， 日本为 0.334在相对合理范围内，而中国为 0.47，显示收入差距较大；从就业率来看，2020年北欧、德国和日本均在 70% 以上，远高于 OECD组织平均值 66.1%，而中国也仅为 67.4%还未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富裕”用来表征全国人民的 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生活丰裕的程度，需要实现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足和生活环境宜居。从人均 GDP 来看， 2020 年北欧、德国和日本均高于 OECD平均，且平均差距一万美元左右，而中国人均 GDP仅1.05万美元，还未达到人均 物质生活富裕。

 

 

 

二、 北欧：高福利高税收体系为基础保障

北欧模式，主要是指北欧四国（芬兰、瑞典、丹麦和挪威）建立的普遍全面的福利国家制度，其以高税收为依托，集结了覆 盖全生命周期的各种福利保障政策。

北欧模式在确定了缩小贫富差距的公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升级产业结构，实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 和谐。北欧模式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萌芽、崛起到鼎盛再到改革调整的历史阶段。

第一，在萌芽和崛起阶段，北欧主要是考虑如何分配好蛋糕。19世纪中期北欧开始向工业化 转型，出现了关于社会福利问题的矛盾点，促进了萌芽阶段社会保障法律的诞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冲击 资本主义制度，北欧各国两大主要党派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建立了联盟，确保社会福利政策的施行，推动了北欧模式的崛起。

第二，在鼎盛阶段，北欧开始兼顾蛋糕的做大与进一步分好。二战结束后，各国陆续颁布了关于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法律，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都空前提高。第三，在改革阶段，北欧在分好蛋糕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大蛋糕。20世纪 70年代 的石油危机和 90 年代的金融危机让其夕阳产业受到强烈冲击，北欧国家开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集中资源发展高新产业； 同时北欧国家对经济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2.1 产业升级：高新技术与绿色经济

北欧国家在 20 世纪末开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经历了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和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转型的结构 重组。同时北欧开始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采取了建立完善的绿色发展法律体系、构建绿色产业结构、重视绿色技术创新与推 广、培养绿色消费习惯等措施。

一方面，北欧国家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集中资源发展高新产业。20 世纪末，北欧各国通过各项政策迅速淘 汰亏损程度大、生产效率低的夕阳产业，比如瑞典淘汰造船业、小轿车业，芬兰淘汰纺织食品等产业；进而集中资源利用优 惠政策大力扶持高新产业，比如生物技术，信息产业、生物医学和能源环保等。经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北欧国家的劳动 生产率不断提高，1993年芬兰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 5.5%，1994年丹麦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也达到 6.4%，经济发展速度不断 加快。另外，北欧高新产业异军突起，特别是在信息通讯、半导体芯片和能源领域处于世界前列。2020 年全球主要 5G 通 信设备市场份额中，诺基亚、爱立信等所属北欧地区的公司份额占比总计达 48%；而北欧半导体公司 Nordic 也是低功耗蓝 牙（BLE）领域的龙头，2018 年公司在全球 BLE 市场中的市占率达到 40%。

 

 

 

另一方面，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以来，北欧模式开始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北欧国家自石油危机后积极改革调整，大力发展 多元化的能源结构。从政策端来看，北欧国家绿色发展的立法框架和执法体系相对成熟和完善。目前各国的环境立法完备， 已形成以《环境基本法》为基础，基本法、综合法、单行法相结合的完整的绿色法律体系。北欧国家的环境立法范围较广， 涉及了环境污染治理、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同时各国也重视绿色执法和绿色司法。

从行动端来看，北欧国家加大可再生能源利用率，重视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北欧国家充分利用国内森林、天然气、地热 等自然资源的优势，推进水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目前北欧已成为可再生能源2利用的先锋，四国可 再生能源的使用在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逐年提高，领先欧盟的幅度也在不断扩大。2019 年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 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分别为 74.4%、56.4%、43.1%、37.2%。同时，北欧国家重视清洁技术的发展，许多技术在相应的 细分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 2017年清洁技术国家创新指数排名中，丹麦、芬兰和瑞典位居全球前三，挪威排名第九。

 

 

 

2.2 高税收：完备的税收管理体系

高税收制度是保障北欧高福利生活的关键。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支撑高福利政策，北欧各国均实行高额税收和大幅度的累进 收入税。以瑞典为例，个人所得税包括地方所得税和国家所得税两部分，地税是针对所有人征收，税率因地而异，约为 29%-37%；国税是针对高收入者征收的累进所得税，凡是每月收入超过 31.77 万瑞典克朗的人都要缴纳 20%的国家个人所 得税；月收入超出 47.23 万瑞典克朗的部分还要加征 5%的国家个人所得税。根据 2019 年的数据统计，北欧四国的税收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普遍在 40%以上，均超过大部分 OECD 成员国，其平均值也高出 OECD 平均值 9 个百分点。

同时，北欧国家为了保证高税收的正常运行，均拥有一套独特且完备的税收管理体系。各国税收管理体制建设大同小异，在此我们以瑞典举例说明。瑞典从三个方面建立完善了其税收管理体系：一是严密的税源监控系统，通过税务号码跟踪个人和 企业的纳税情况。其中，对于公民税控，瑞典公民一出生就有十位数字的终身税务号码，此号码用于税务申报和一切经济活动；对于公司税控，瑞典公司申请成立时也有统一的税务号码用于监控其纳税情况。二是先进的税务征管网络。

瑞典税务部 门普遍运用先进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作为征管手段，其计算机网络不但实现内部联网，而且与海关、银行、公安、社会保障机 构等多个部门实现联网，强化对收入的监控，提高了税务征管的质量和效率。三是规范的税收执法程序。瑞典有完善的税收 立法框架和执法体系，瑞典税务机关实行垂直管理，除了各单行实体税法外，瑞典还有统一的征管法，对税收的征收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规范。瑞典税收执法具有相对独立性，政府、议会都不能进行干预。

 

 

 

2.3 高福利：覆盖全体公民的全生命周期

经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北欧已经建立起覆盖全体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全生命周期的福利国家制度。北欧国家遵循普遍 主义和社会平等原则，将全体公民都纳入福利体系，并为其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 同时开展了一系列提高就业率的措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相比，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更具有普遍性，更加注重公民 的需求满足和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第一，完善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北欧模式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在社会养老方面，北欧国家拥有金字塔式的养老 体系，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养老金问题上有明确分工，使老有所养落到实处。另外，国家也建立了养老金相关制度，使其与 退休年龄和工作收入等挂钩。例如，瑞典的养老金与工资指数挂钩，居民每年收入的 18.5%作为养老金，进行积累并计利息。 同时养老金也取决于从工资中扣缴的养老金的累积数额及其投资收益，即工作时间越长积累的养老金也越高。在医疗健康方 面，北欧国家为公民提供免费的公共医疗服务，严格实行医药分业，降低药品价格，保障医药供给，促进医院提升医疗水平。

以挪威为例，医疗机构主要负责看病，住院药房的药品仅供住院病人使用，不得对外销售；社会药店主要负责卖药而不对外 看病。同时挪威药品监管局负责直接制定药品批发价和零售价，国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给医院以此提高其收入，挪威政府每 年拨给全国医院的专项经费达 2 亿美元。

 

 

 

第二，完善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促进北欧模式实现住有所居。北欧国家旨在为全体居民提供价格合理、条件舒适、管理健 全的好住房。

其一，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包括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租房和民众自筹资金建设的合作住房。一方面，北 欧政府直接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水平由政府、市政住房公司和租户集体谈判决定，能够覆盖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直接成本即可，与房屋区位不相关。根据瑞典公共住房公司（SABO）2020 年最新统计，目前瑞典公共租赁住房占全国住房 总量的 20%，占租赁住房的 50%，覆盖瑞典约 1/7 的人口。另一方面，北欧非营利住房合作社由民众自发集资建设合作住房，并负责维护与管理。截至 2020 年，瑞典共有 4100个住房合作社，67 万名社员，管理着超过 34 万套共有产权住房。

其二，提高保障性住房资金。北欧各国通过设立建房基金，为建房提供无息、低息贷款等提升住房建设资金来源。同时，政 府向全体公民发放租房津贴、住房补贴等，合作住房所有者支付的住房按揭利息在个人所得税中抵免，让住有所居落到实处。

其三，增加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北欧政府为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公司提供免费的市政用地，以及为建设共有产权住房的合作社提供低价土地，为北欧公民“安居”打造坚实基础。

第三，公平的教育政策推进北欧模式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北欧实行以教育为基础、以科技为核心的兴国战略，国家投 入的教育经费在政府开支中所占比例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2017 年四国教育开支占比均值为 14.7%，高于欧盟 3.4 个百分 点；其中挪威比重最高，达到 16%。从具体措施上看，其一，北欧公民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开支几乎都由政府承担，包 括免费午餐和接送班车等。其二，北欧 16 岁以下的孩子会接收政府定期发放的一笔相当于平均工资 4~5%的教育津贴。其 三，北欧每位大学生均可以申请助学金和学习贷款，同时国家在大学中还高教助学和奖学金制度。

 

 

 

第四，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北欧模式实现充分就业。北欧四国就业率显著高于欧盟，2020年四国平均就业率为 62.1%， 高于欧盟近 10个百分点。如此高的就业率得益于一系列就业激励政策：其一，北欧的社会福利体系创造出充足的就业岗位， 法律规定所有雇主必须向当地政府的就业部门申报职位空缺，从而促进政府帮助公民安排就业机构。其二，政府根据经济发 展需要进行职业培训，有时候还会启用以工代赈，帮助更多公民进行就业。其三，对于失业人员，北欧会对其采取相关措施， 比如发放失业保险、失业救济等。

然而，北欧模式也曾在经济危机时期面临高福利与高财政压力的问题，应对措施主要包括推进福利部分私营化和提高津贴 发放门槛等。20世纪 70年代石油危机和 90年代金融危机导致北欧经济出现衰退，由于其福利制度的刚性，北欧各国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攀升；1995年底，丹麦、瑞典的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的比重分别达到 73.2%、69.2%。并且，高福利 保障催生了“北欧病”，部分公民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效率低下的问题开始出现，拖累经济活力和社会就业率。

面对以上 困境，北欧各国开始推进治理改革以减少政府负担，一方面，北欧将竞争机制引入社会福利供给体系，推进福利部门的私营化，逐步放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抬高社会津贴发放门槛，延迟退休等措施削减公共福利支出。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北欧模式重现活力，各国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重波动下行，芬兰的比重虽在 2008 年前后降至低点后有再 度回升，但整体水平仍然低于欧元区；截至 2020年，丹麦和瑞典的政府债务负担分别为 42.2%和 39.9%，分别较1995 年 下降 31.0 和 29.3 个百分点。

 

 

 

三、 德国：强势制造业为核心动力

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简称“德国模式”）这一概念最初是由 阿尔马克提出来的，在他看来，“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介于自由放任政策和集中管理经济之间的混合系统”，强调一种“平衡”， 是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集合。近几十年来，该模式经历了从初步运作到逐步兴盛再到改革调整的演进：

第一，1949 年德国模式初步运作，政府将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基本指导思想。第二，随着时间推进，德国模式在兼顾公平与效率中逐 步兴盛；20 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其与凯恩斯主义结合，通过法律制度将公平和公正落到实处，同时增强了政府 干预经济和宏观调节；1982年德国开始推行“多一点市场、少一点国家”的经济政策，开始逐步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 管制；1998 年德国奉行“第三条道路”，这是一种将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综合的经济政策。第三，2008 年金融危 机后，德国模式开始进行改革，政府采取金融改革监管、加强新兴产业投资、整顿国家财政等措施迅速恢复经济。

3.1 制造业发展：支持中小企业，提高全球竞争力

德国制造业高度发达，是德国经济的支柱，在全球具有强大竞争力。德国是全球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不仅拥有门 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更是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在汽车、电子、航天、精密机械、机械装备、军工等行业均处于全球 领先地位。其以多元主体的创新体系为基础，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并鼓励海外战略扩张，打造全球极具竞争力的“隐形冠 军”。整体来看，德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近 20年来一直稳定在 20%左右，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制造业占比 小幅下降至 17.8%，但仍高于美国7 个百分点，表现出德国制造业的强势。

 

 

 

第一，德国创新体系奠定制造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基础。为了推动德国制造业稳定发展，德国政府不断优化国家创新体系，适 时推出并发展完善制造业相关发展计划，加大对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涉及联邦和州政府、公共研究机构、大学、基金会以 及企业等多个主体，有效保持了制造业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的竞争优势。德国研发强度自 2011 年开始超过美国，并 且领先程度在不断扩大，2018 年德国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 3.09%，高于美国 0.25个百分点。德国国家创新体系不仅 关注传统优势产业的数字化进程，还涵盖创新、技术、信息等多个领域，注重智能服务世界、电子健康等服务业领域数字化 经济模式构建。

第二，德国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德国作为制造业强国，以全球视角布局产业链，在鼓励企业扩大海外 投资的同时还予以相关企业更多的保障。德国 1995年加入 WTO后出口金额占 GDP 比重持续上升至 2008年，之后也基本 维持在 35%以上，并且，德国还设立工商联合会为整个企业驻外提供商务咨询服务支持。目前，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 已成为支撑德国出口的关键，其中，2019 年出口规模排名前三的产品为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化工产品，分为占出口总额 的 29%、21%和 14%。

 

 

 

第三，作为经济稳定器的德国中小企业造就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德国重视建设高质量、多元化的产业体系，采取各种措施 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优秀的中小企业是德国创新驱动的主要行为体。早在 1957 年德国政府就出台《反垄断竞争法》 为其提供制度保障，而在 2008 年出台的中小企业核心创新计划（ZIM）更是专门为中小企业新产品开发或工艺技术的改进 提供资金支持。早在 2012年，德国已有 1300多家“隐形冠军”，即在其专业领域内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遥遥领先的中小企 业，企业的经营范围覆盖全球各地，为德国提供了 70%以上的就业，对德国制造出口作出了重大贡献。

3.2 缩小差距：通过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

德国长期以来收入差距较小，是全球福利型国家的代表。近年来，东德所有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分配逐渐适应了西方收入的 发展，东德和西德的收入差距逐渐减小。从居民收入来看，2006 年，最富有的巴伐利亚州的普通居民，获得的收入是最贫 穷地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 3.3倍，但 2016年缩减到 2.9倍；可支配收入也从 2006年的 2.3倍缩减至 2016年的 1.9倍。

 

 

 

德国通过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初次分配环节，主要通过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建立义务教育体系等 方式，提高初次分配的效率。具体来看，一是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以合作主义为特征的劳资关系，改善劳动者在初 次分配中的不利地位；二是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德国义务教育年限为 13 年，教育机会均等有利于提升整体国民素质，促进 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缩小。

二次分配环节，是德国调节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社会保障、社会 救助等进行调控。具体来看，一是进行量能课税的税收调节，通过建立高税率税收制度和遗产税、赠与税累进税制，实行以 分税制为主的税收横向分配政策强有力地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二是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事故保险和护理保险五个方面，覆盖面广，种类多，力度大，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以社会保险制度为 核心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三是采取反贫困调节措施，通过财政工具改善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以消除绝对贫困或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

三次分配环节，主要是通过培养慈善理念，注重慈善宣传，德国的每年捐款总额在 30 亿欧元到 50 亿 欧元之间，其中个人捐款占大多数。同时，德国政府通过对慈善基金会免收遗产税，以及对慈善公益捐赠减免税收进行财政 倾斜。另外，德国会建立有效审查监督机构等，每年审查一次慈善机构，有效实现第三次收入分配公平。

3.3 保障均等：双元制教育、规范租赁住房与完善医改

德国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公平和保障政策，涉及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其一，推行 “双元制教育”， 多元化培养人才；其二，实行以居住为导向的住房制度设计，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维护住房租赁市场的稳定；其三，完善 德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行医药分离和药品参考价格制度，促进医疗公平。

 

 

 

第一，实行“双元制教育”，学术教育和技术教育并行，多元化培养人才。德国的双元制是建立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轨 基础之上的，将企业与学校、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制度。1969年德国颁布《职业教育法》，为双元制教育 模式的建立形成初步基础。学生 9 到 10 年级毕业后面临教育的二次选择，根据 2018 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统计数据， 2017 年选择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学生占比 51.7%。该研究所最新目录中，德国目前已有 325项国家承认的职业教育专业，涉 及工业、手工业、农业、海运等领域。在双元制教育下，德国接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2018 年德国 25 岁左右的人口中有 56%拥有更高质量的学校文凭（中学、大专或大专）。相比之下，20世纪 60年代只有 16%的人拥有中级学位，20%的人拥 有高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学位。

第二，实行以居住为导向的住房制度设计，保障住房供给，规范德国租赁市场。二战时，德国大约 25%的住房被战争完全 摧毁，仅有 40%的住房未被破坏，由于住房严重短缺，德国开始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德国从源头上控制房价，在住房方 面，德国规定开发商制定的房价不能超过合理价格的 50%，这使得 1980年以来德国房价收入比不断下降，且降幅高于美国； 在租房方面，政策要求新租房合同的租金 5 年内总计上涨不能超过10%。同时，德国政府大力推动廉价住房建设，支持建 设福利性公共住房建设。另外，德国出台各种房地产税制遏制炒房现象，比如在住房交易中，需支付的税费主要包括：过户 费 3%、评估费 5%、资本利得税 25%以及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而只有当住房持有超过 10年，才无需支付资本利得税。

 

 

 

第三，促进医疗公平，完善德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具体来看，

其一，加大德国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和涵盖种类。1883 年德国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在 100 多年的医疗改革中德国加强立法保障措施的实施。目前德国 90%的公民加入了法定医疗保险 系统，其余民众则购买私人医疗保险。

其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办分离”。德国在卫生领域实施卫生服务购买者与提 供者的分离，并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医院硬约束和激励机制。

其三，实行医药分开制度，遵循实物待遇原则。即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医院、医生进行结算，医院和医生不直接从病人处收费，使双方的关注点集中在治疗上。德国是最早实行医药分开制度的国家之一，在德国 85%的药品通过社会药店销售，近15%的药品通过医院药房销售，医院药房仅面 向住院患者。

其四，推行药品参考价格制度，控制药品价格。自 2011 年起德国对医保药品支付实行分类管理，在一组仿制 药中，把这些药品当前价格的 50分位数作为最高支付限价，对专利药则按照政策进行价格谈判。2004年德国开始取消药品 加成，实行固定费用补贴，即药店收入并不再来自于药价的百分比加成，而来自于卖出药品种类的固定补贴。

四、 日本：在结构升级中推动均衡发展

日本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缩小的基础上，再采取措施保障公平。第一，二战后日本处于经济 发展阶段，1955年在各种措施和美国支持下日本经济已基本回到战前水平。之后受“神武景气”“岩户景气”的影响，使日 本 GDP 实现了 12%的增长速度。第二，恢复期后，日本开始将经济发展与缩小差距相结合。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 下简称“计划”）是日本在 1961~1970 年间实施的综合性经济发展规划，当时社会面临着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贫富悬殊、 国民收入较低、地区与企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等经济问题。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实现“10 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 增长 1 倍”，从而达到“大幅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现完全就业，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域之间 等收入上存在的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具体措施包括产业结构转型、缩小城乡差距和调节收入分配 等。第三，计划完成后，日本开始注重服务均等。在计划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缩小的基础上，日本进一步采取措施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4.1 结构转型：支持创新、重视制造业、促进消费升级

1960 年以来，日本以大力支持创新能力提升为总基调，提出要培养人才和振兴科学技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包括向 高附加值的设备制造业转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等。

 

 

 

第一，提高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型技术人才。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提高国民素质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计划” 明确指出，以科技教育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加快技术创新与顺利推进工业化是振兴科学技术事业的三大基本任务。在提高国 民素质和人力资本方面，日本结合工业发展的需要增设理工科大学，加强对职业技术工人的培养，增加工业高中的数量。在 培养高级科研人才方面，日本加强研究型人才的研究生院建设，创造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得以充分发挥能力的环境。经过十年 发展，日本高等教育学校数增加近 400 所，学生数提升2.4 倍，毕业生显著增加，促进就业结构“高学历化”。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制造业发展。日本连接四大工业区（名古屋、东京、大阪、北九州）以形成新工业地带，大力发 展重工业来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1961-1970年间，日本轻工业向高附加值的设备制造业转移，其净产值占制造业的比率从 63%上升到 73.1%，同时，日本下游重工业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上游的景气，日本工业化得以实现。

日本还通过加大公共投资和鼓励民间投资，带动对设备的需求增长。日本政府为了充实社会资本，加大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的投入力度，鼓励企业等民间组织加大设备投资，期间制定了企业减税，缩短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等方法。1955—1973年 日本公共事业费增加了 8倍，预算占比提高了 3.4个百分点，民间企业在设备方面的投资也从 1960年的 31760亿日元提高 到 1963 年的 46702 亿日元。

第三，激发需求释放，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为了扩大内需，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包括削减个 人税和企业税、增加教育和医疗的政府支出等，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格局，带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首先是日本工薪 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驱动家庭消费旺盛，体现出明显“大众消费”的特征，1973年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是 1960的 3.7 倍，消费支出增速也由 1960年的 6.4%上升到了 13.6%；其次，消费结构趋向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的同时，医疗保健、 文娱等服务消费也在加速提升，必需消费品如食品、服装等则一直维持稳定增长。

 

 

 

4.2 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日本政府注重收入分配改革，主要通过两个维度缩小贫富差距：一是缩小城乡差距，打破城乡二元 结构；二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

一方面，日本政府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1961年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出后，相继出台了《农业 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十年土地改良长期计划》等一系列法规，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政策倾斜。具体 来看，其一，日本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资和农产品补贴，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农业结构升级；日本政府仅对农业 的政府补贴在这十年内翻了 4倍。其二，转移非农人口，推动“农民工”转型方案，使农民通过出租或出售土地等方式获得大量现金，提高农户基本收入和消费能力；根据统计，自 1960 年开始将农户总数的 60%转移到非农业方面，形成了 40% 农户充分就业的小土地所有制形式。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以最低工资与确保国民最低生活水平为基础，缩小收入差距。日本“计划”从缓和社会紧张关系入手， 提出促进劳动力在地区间与产业间转移是消除差距的有效途径。具体来看，其一，建立最低工资制度，采取“限高、扩中、 补低”的财政补贴政策，缩小行业工资差别和提高整体工资水平。其二，大力鼓励企业和工厂向落后地区迁移，给予落后地 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其三，加强中高年龄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推动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

 

 

 

同时，日本逐渐完善其税收制度，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针对富裕阶层的各类资产，日本政府对股市投资的资本利得、银行 存款利息、各种债券的收益等征收 20％的税，对土地和房产征收 1.4％的房地产税；同时建立累进遗产税和赠与税，减少财 产性收入的代际传递。日本在“计划”时期对基尼系数的改善效果明显，初次分配基尼系数从 1962年的 0.3904下降到 1972 年的 0.3538，再分配基尼系数也从 0.3442下降到 0.3136。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家庭初次收入的差距再度扩大，初 次分配基尼系数在 2014年达到 0.5704的高点，比 1972年上升了 61％；但 2014年再分配基尼系数是 0.3759，仅比 1972 年上升了 20％。这表明，虽然日本国民初次收入差距扩大，但通过再分配政策，实际收入仍保持了相对稳定，初次分配的 不平等得到显著改善。

4.3 促进公平：均等教育、医药分离、社会保障

日本主张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国民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具体包括：建立有助于教育公平的义务教育体系和有助 于医疗公平的医药分离制度，建立国民性质的社会保障机制为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等。

第一，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全民享受均等的教育资源。日本一直重视教育公平的理念，二战后政府不断加大教育领域的支出， 政府采取以国立教育为主的教育体制，实行教师定期轮换、均衡配置教学设施等措施保障学生可以享受均等优质的义务教育。 其一，日本推行以国立教育为主的教育体制，在日本大部分小学生是在公立学校读书，学校教学内容统一制定。其二，日本 注重平衡各地区学校师资力量，在日本教师由国家统一管理，各地公立学校的教师均无薪资差别，且日本所有教师不限城乡 定期轮换。其三，日本均衡配置公立小学基础设施，所有公立小学的硬件设施统一配置，教学楼均按照最高安全标准建设。 其四，日本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日本宪法规定“所有的日本国民均享有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并在国立或公立学校实行 免费制”。

 

 

 

第二，促进医疗公平，建立医药分离的现代化医疗制度。1956 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医药分业法》，以该法律为基础在 1974 年开启了“分业元年”。日本通过两大措施实现医药分离：一是提高医生薪资水平，1974年 2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医生开具处方的报酬提高了 67%，同年 10 月，在 2 月修改的基础上将处方费提升 4 倍；之后，日本政府不断提高各项诊疗报酬， 1990 年医生的诊疗报酬比 20世纪六十年代提高 12倍。二是降低药价，使药店变为药品销售主渠道。1992年日本引入新的 药价管理方式进一步缩小药价的差额利益，同时逐步将药店从医院剥离，作为独立的行业扶植发展。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全体公民享有优质社会福利。日本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其一，日 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经济收入大幅增长，“全民皆保险”的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主要由年金保险、医疗保险、劳灾保 险、雇佣保险、护理保险组成，确保所有公民都被覆盖。其二，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相对完善，可以提供多层次的养老保障； 日本家庭资产配置中养老金占比一直稳定在 8%左右，而寿险和年金占比稳定在 17%左右。其三，日本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 政投入，注重分配公平，让所有公民享受到公共财政；日本近十年来对养老医疗的投入不断加大，在社会保障支出占比中也 一直在 70%以上。

 

 

 

然而，日本自 20世纪 90 年代初泡沫破裂后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整体来看，日 本社会保障面临着较大的财务压力：一方面，伴随少子化与高龄化，公共年金积累不断减少，日本国民社会保障负担加重；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08年和 2009年，按账面额计算的公共年金收支分别出现了 9982亿日元和 16187亿日元的赤 字；另一方面，日本保险缴费违约率提高，参加后未全额缴纳保险费的人数呈现增加的趋势，2011 年 4 月至 2013 年 3 月 的 24个月间，有 296万参保国民年金第一类的人群一直未交费，占总参保人数的 23.2%3。针对日本社会保障出现的问题，政府一方面鼓励生育，建立了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看护保险制度；同时提高保险金交纳基数，延后养老年金的领取年龄。在不 断修正改革的进程中，日本社会保障问题虽有所缓解，但成效相对有限。

五、 经验借鉴：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在本系列第一篇报告4中，我们详细论述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共同富裕”将成为我国施政的方针和导向。那么，对于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热点问题，我们在本篇报告中希望通过研究分析海外案例来探索可参考的路径以及潜在成效；当 然考虑到我国与海外经济体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与文化理念等领域均有差异，因此，海外经验只能提供参考，具体政策制 定尚需结合本土国情而推进。

 

 

 

整体来看，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点在于，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三次分配调节机制缩小 收入差距、以高税收和全面的保障体系为依托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我们认为，在共同富裕总政策基调下，我国未来 的政策发布与行动落地可能有三条主线：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支持产业升级和中小企业发展；二是建立完善三次分配机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关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改革等。

5.1 高质量发展：支持产业升级和中小企业发展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赋能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来看，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其中，高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有助于显著提高生产率，而 绿色低碳转型更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借鉴海外经验，未来我国需要建立良性循环的创新制度体系，以成熟完备 的法律框架为基础，针对落后的领域，加大科研投入实现自主可控；针对领先的领域，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大力开展与其他 地区的合作。

事实上，我国已经立足于当前所处的新发展阶段，提出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来解决问题、迎接挑战，2020 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明确了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未来，在共同富裕总基调 下，我国有望继续发布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来支持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通过持续性的行动落地打造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等高端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将成为重点长期投资方向。

特别地，借鉴德国经验，我国还需在高附加值制造环节和支持中小企业做优做精方面下足功夫。与德国类似，中小企业在我 国也是重要的经济主体和推动发展的基础力量。根据工信部的统计，截至 2019年末，我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中小企业”）共有 36.4万户，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规上企业”）户数的 97.8%；中小企业从业人员 4998.6 万人，占比 66.7%；2019年中小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3 万亿元，占比 53.9%。参照德国在反垄断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 的重要经验，未来我国也有望在相关领域继续推进政策发布和行动落地。

事实上，我国一直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应 对缓解近年来突出的生产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2019年以来支持力度在持续加码。例如，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破解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完善财税支持政策、提升创新发展能力等领域做出系统性的工作部署；2021年财政部和工信部联合印发《关 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后续一系列支持行动有望加速落地；并且，近两年还通过新设科创板、 实施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成立北交所等措施来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效率。

 

 

 

5.2 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三次分配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针对中国国民整体贫富差距的巨大裂口，借鉴国际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的经验，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 配结构。中国的基尼系数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上升，并在近年来呈现在警戒线上高位震荡的态势。目前中国收入结构呈现“金 字塔型”，中低收入人群的规模也十分庞大，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亟需解决。

在初次分配中，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海外方面，德国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善劳动者在初 次分配中的不利地位。目前我国普通劳动者在工资议价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企业资本则处于明显强势地位，这是造成收入分 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因此，我国可以通过依法全面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平衡劳资关系中的双方利益，来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同时，考虑到中国当前国情与日本 1960年时“国强而民不富”的局面相似，因此可以借鉴其初次分配 措施，即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采取 “限高、扩中、补低”的财政补贴政策，实现工资分配的均衡、共享和效率，实现居民 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在二次分配中，建立健全税收体系和征管制度。北欧、德国和日本均充分利用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等不同税种对收 入差距进行调节，有效地缩小了收入差距。在我国，遗产税和赠予税等还没有开征，而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税率也不高， 加之税收征管和监管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国家税收收入不足以提供高福利保障，也使得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弱化。因此， 我国要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就需要建立健全税收体系，强化税收监管，调节过高收入。借鉴国际经验，我国 应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负，适时征收消费税、房产税和遗产税等税 种；同时可以借鉴北欧在税收改革过程中建立健全税收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税收监控、税收网络和税收执法程序。

 

 

 

在三次分配中，完善慈善捐赠制度，培育慈善文化。我国三次分配启动较晚，规模较小，缺乏激励机制和政策鼓励企业和个 人进入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同时相应的监管机制也未完善。借鉴德国在三次分配的经验，我国可以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 施：一是培养慈善意识，营造公益氛围，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二是建立健全慈善机制和管理机制，加强慈善机构建设， 提高透明度；三是完善慈善捐赠的政策、税收等优惠制度，鼓励企业和个人进入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

5.3 公共服务均等化：关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改革

第一，促进教育公平。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行“双减”政策是规范校外培训和学校教育秩序的第一步，但后续还需要政府、 学校、民众的多方长期努力，一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如实行学生按学区平等就近入学、建立校长和教师定期轮换制 度等，目前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始试点，如有效则有望向其他城市推广；二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 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差距，让学有所教落到实处；三是在全社会培养公平教育思想，改变以拔尖和应试为目的的教育方式， 引导建立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平等的理念，但这需要很长时间。

第二，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海外国家主要通过引导药品降费和提高医生待遇来规范医疗秩序，例如德国引入“参考价格制 度”，控制第三方付费者的药费支出，通过减少对高价药品的需求和刺激药品生产者主动降价两个方面来降低药品价格；日本政府不断提高各项诊疗报酬并且促进医药分离。因此，对于我国来说，除了实行带量采购引导降价外，长期还可考虑逐渐 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推行“医药分离”制度，同时提高医生薪资水平和社会地位。

第三，完善养老保障。海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养老金体系和相对完善的保险制度，例如，北欧三支柱养老 金为应对老龄化支出提供了更多资金保障。而我国的三支柱结构发展尚不均衡，截至 2019年末，第一支柱累计结余规模达 6.3万亿元、占比 72%；第二支柱累计结余规模约2.1万亿元、占比 28%；第三支柱尚处于探索建立期，税延型商业养老保 险试点仅开展 3 年，2019 年保费收入不足 2.5 亿元，与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远不在同一量级。总体来看，退休人员的收入 结构单一，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依赖程度较高，这也加大了财政支出的压力。

因此，长期来看，我国还需要持续完善养老保障 体系，例如适当提高企业年金等产品的缴费税前扣除比例，加快推进账户制建设，推动第三支柱逐渐从产品制向账户制转型， 在给予投保人更高的投资自主权的同时保证税收优惠指向个人，避免产品制下享受多项税收优惠和重复征税等问题。

 

 

 

第四，完善保障性租赁租房机制。自 2016年底提出“房住不炒”以来，我国房地产调控趋于常态化，房企融资“三条红线”、 房地产贷款“两条红线”、土地供应“两集中”、二手房成交参考价等多维度调控手段先后落地，长效机制建设逐步成型。参 照海外经验，为实现住有所居，除了控制房价外，还要加大保障住房供给，例如德国实行以居住为导向的住房制度设计，大力推动廉价住房建设，同时支持建设福利性公共住房建设。

长期来看，我国一方面还需要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在缩小 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后，逐渐实现租金水平不与房屋区位挂钩的机制；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在激活租赁市场的同时对其加强 管理，完善租赁市场法律，强化政府市场监管职能，将公安、税务、工商等多部门纳入住房租赁体系监管中。

最后，我们要提示的是，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与制度设计与海外经济体均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本篇报告中的海外经 验仅作参考，并不能完全照搬，具体政策制定还需要结合本土国情。具体来看：其一，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海外经济 体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其二，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经济相对落后，而北欧、德国和日本都是发 达国家，属于高收入群体；其三，中国和海外在历史背景、自然资源、环境面积、人口文化等方面也有许多差异。

六、 风险提示

1、政策推进不及预期。考虑到我国与海外经济体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与文化理念等领域均有差异，共同富裕政策的实施 与推广进度不及预期。

2、收入分配改革落地不及预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典型的“非帕累托改进”，如果政策落实的重点出现偏差，可能使得 “共同富裕”演变为“劫富济贫”，可能会打击实体企业家的积极性，甚至引发恐慌情绪。

3、经济下行超预期。新冠疫情继续反复并长期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可能拖累相关产业的投资与发展。

报告链接：共同富裕专题报告：从全球视角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与成效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