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区域经济3×3，进展、态势、抓手

“十四五”区域经济进展的三维评估

(一)区域发展差距仍存较大改善空间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十四五”期间，我国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领域取得的进展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南北方看发展差距虽小幅改善,但整体差距仍较大。GDP总量看，“十四五”以来，南北方GDP占全国的比重差距尽管小幅缩小但整体仍差距较大。南方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2020年64.87%小幅下降至2024年的64.83%，对北方的领先优势由 29.74个百分点缩小至2024年的29.67个百分点，但仍领先北方约30个百分点。人均GDP看，南北方人均GDP绝对差距整体不断扩大,但相对差距整体有所缩小。南北方人均GDP绝对差距由2020年的16193.5元上升到2024年的19817.7元。南北方人均GDP相对差距则由2020年的1.26缩小至2024年的1.24。

四大区域看，西部和东部的相对差距改善，中部、东北和东部的相对差距有所扩大。GDP总量看，东部 GDP总量与西部的比值由 2020年的2.47下降到2.44、东部与中部和东北的比值则分别由2020 年的 2.38、10.32 进一步上升到 2024年的 2.45、11.07。人均 GDP呈现出相同趋势。东部和西部人均 GDP 的比值由 2020年的1.67 下降到 2024年的 1.65，中部和东北则分别由 2020 年的 1.54、1.80上升到2024 年的 1.56、1.85.

省际来看，“十四五”期间区域差距减小趋势不明显，“十四五”后期呈扩大趋势。为更好衡量省际间区域发展差距情况，报告以31个省历年人均GDP为基础,分别计算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组内极大值/极小值三个指标以综合评估“十四五”期间我国区域发展差距。长时间尺度看，我国省际间发展差距整体呈下降趋势，并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开放政策带动广东、福建等初始发展省份较差省份迅速发展，区域差距呈缩小趋势。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1999年，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系的沿海省份迅速发展，拉大了与内陆省份的发展差距。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到2012年，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区域差距持续减小;第四阶段是2012年以来，或受东部产业结构升级、人口集聚效应突出、区域创新能力较强等影响，区域发展差距缩小趋势不明显，“十四五”后期反而有所加剧。以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组内极大值与极小值的比值看，相比2020年，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有所下降，但组内极大值和极小值的比值则有所上升。

(二)区域发展战略整体执行较好

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较高规格较大密度推进，央地也积极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海洋强国战略。2021年以来，总书记围绕京津冀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重大战略先后专门主持召开座谈会以及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有关政策文件。其中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不仅专门召开座谈会，而且也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有关文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除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战略外，其他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均专门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有关政策文件。

针对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海洋经济，总书记均未专门主持召开有关座谈会或在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有关政策文件。但各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主体功能区战略方面层面，随着首部“多规合一”的国家级国土空间规划《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于2022年10月由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全国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形成。重要区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中，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京津冀、黄河流域的国土空间规划已获国务院批复实施，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土空间规划进入报批阶段，中部地区等重要战略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加快编制。部分超大特大城市有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结合实际开展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海洋经济领域，“十四五”期中央层面的主要政策或会议有二，一是国务院在2021年12月批复了由国家发改委和自然资源部报送的《“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二是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地方层面则因地制宜积极发力海洋经济建设。比如，海南2024年发布《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重点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广东在今年6月召开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并公布《广东省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条例》。上海近期发布《上海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2025-2035)(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世界级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到2035年全面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

(三)区域发展体制机制迎来较大突破

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是推动区域发展战略政策落地、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十四五”期间，中央和地方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相继成立，助力区域战略统机制更加完善。市场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区域合作互助机制也取得较大进展，但区际利益补偿机制进展偏慢。

1.区域战略统筹机制

中央和地方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相继成立,助力破解区域发展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2023年首个以“中央”命名的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正式在公开场合亮相。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将发挥区域有关战略的统筹协调职能，推进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设立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将聚焦从更高层面、从战略、从全局上谋划区域重大战略，系统统筹各战略之间的重大决策。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改委下属区域协调发展司(由原区域司更名而来)承担办公室具体工作。区域协调发展司承担的具体职责包括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等战略、规划及重大政策等5项职责。与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相对应，福建、青海、甘肃、江西等省份均已成立省级层面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并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统筹推进本省区域协调发展工作。

区域发展领导机构定位更高，中央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我国区域发展领导体制机制可追溯到本世纪之初。2000年，为更好推动西部大开发工作，我国成立了“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并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设立单列的办公室，规格为部级。办公室内设立综合规划组、农林生态组、经济社会组等各个小组。2003年成立“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同样是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办公室设置和西部开发领导小组类似。此后，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化，两个办公室相继撤销。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区域重大战略相继提出，与上述两个机构不同，区域重大战略领导小组的组长为国务院副总理，不再单列办公室，而是将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具体开展工作。京津、大湾区、长三角、海南、黄河流域等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地区司;长江经济带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基础设施发展司。而刚成立的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则是首个以“中央”命名的区域发展机构，将统筹负责上述有关区域发展战略，机构的级别更高，也有助于更好实现区域发展领导机构的统一高效管理。

2.市场一体化体制机制

央地协力推动市场一体化向纵深推进。中央层面，2021年12月，深改委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五统一、一开放”为基本要求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走深走实，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长三角、粤港澳、京津等区域也从市场基础设施市场基础制度、监管执法等领域制定出台有关政策，加力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长三角三省一市在旅游、商务发展、市场准入等领域开展系列合作，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粤港澳三地在“湾区标准”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湾区标准”等取得积极进展。京津地区在数据协同发展、综合执法一体化等方面签署协议。部分省份也积极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河南省先后在2020年、2024年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开展专项清理，两次分别理文件49321件、18876件，分别发现需要修订或废止的文件为56件、183件。

3.区域合作与互助机制

区域合作机制也迎来重要突破，全国首部“飞出地”地方性法规《广东省深汕特备合作区条例》(下简称《条例》)于2023年11月1日开始施行。自2018年12月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挂牌成立并由深圳市主导有关工作以来，深汕特别合作区在体制机制运行、产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2024年 GDP达 242.15亿元，同比增长74.2%。《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深圳和汕尾的权责关系、治理模式、收益分配机制，提供了可复制的法律框架。如深圳市全面负责合作区建设并配合汕尾开展相关工作。通过利益共享、公共服务融合，推动产业转移，制度创新更加接近区域协同发展需求，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开展区域合作中可能出现的协调难度大、政策不可预期等问题提供立法参考。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开启，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协作帮扶格局。随着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东西部扶贫协作改为东西部协作，在脱贫攻坚后时期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十四五”期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开启，协作省份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加强产业合作、劳务对接与人才交流，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作帮扶格局。2024年，东部8个省市向西部10个省市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289亿元，协作互派党政挂职干部2979人，专业技术人才2.4万人，引导企业投资1409亿元，采购和帮助销售农副产品1129亿元。

4.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1)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更加完善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更加完善，制度体系逐步完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补偿要素与方式更加多元化。自2016年以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长江、黄河等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的补偿基准、补偿方式、补偿标准。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横向补偿机制，促进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良性互动。2024年，《生态保护补偿条例》颁布实施，明确了地区间横向补偿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以及履行规则。财政部部长表示截至2025年7月，全国已有24个省份建立了30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江苏、福建、四川、云南等省实现了省内重点流域补偿机制全覆盖。不少地市积极探索开展市内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部分已延伸至乡镇层面。

地方层面，北京市陆续颁布《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2021年)《关于新时代高质量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2023年)，创新建立跨区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平原区通过直接给予财政资金每年6亿元，同时通过支持引导绿色产业项目落地、升公共服务能力等多种形式，促进协作共赢发展。重庆2018年出台《重庆市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案(试行)》，推动市内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以上且跨区县的19条重要河流全面建立跨区县的横向补偿机制。2023年，在对补偿模式、补偿标准和补偿基准进一步优化基础上出台《重庆市深化市内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案》，并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5年1月，市内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以上且跨区县的19条重要河流(涉及33个区县)建立了补偿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全覆盖;与四川省签署长江流域川渝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立长江干流跨省补偿机制;成为全国首个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全覆盖的省市。

(2)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进展缓慢

粮食主产区在全国粮食生产安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却因为承担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而牺牲一些发展其他产业的机会，经济发展受限。而粮食主销区则重点发展二三产业，经济更为发达。建立完善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成为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核心的粮食主产区纵向利益补偿机制已经建立，但由于中央财政补偿能力有限，单一补偿模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主产区面临的“粮财倒挂”“高产穷县”问题。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协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在主产区利益补偿上迈出实质步伐”的目标任务。财政部表示 2024年已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启动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做好资金筹集和分配。

“十五五”区域经济的三大态势

(一)统一大市场下地方转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十五五”时期，“两个变局，一个飞跃”将成为国内外宏观背景的重要主线之一。变局一是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逆全球化加剧、全球共同性问题凸显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加速演进，不确定性将不断增加。变局二是以往以土地指标作为关键博弈筹码，地方政府“GDP锦标赛”为主要特征的央地互动驱动经济增长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尽管在地方层面似乎形成局部最优，但在全国容易产生合成谬误，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将从传统的土地财政全面转向新质生产力。一个飞跃则指的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飞跃。尤其是今年以来DeepSeek爆火驱动AI平权，有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向生产生活渗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凸显内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体地位更为重要。内循环畅通要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人才、资金等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的阻碍,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地方发展经济更需结合自身禀赋优势、相对与绝对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产业维度看，识别自身产业基础与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将是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二)央地关系从地方竞争为主转向中央更好统筹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地方政府间竞争为主的发展模式也产生重视短期经济增长而忽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资源向发达地区集中，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不均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突出;地方政府债务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支撑，难以体现逆周期特征进而加剧经济波动等问题，央地关系需要从地方竞争的传统模式进一步转变为中央更好发挥顶层设计和统一职责(刘磊，2024)。财税关系领域围绕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主要改革有三，首先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优化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如推进消费税改革，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引导更多税收收入“活水”流向地方财政。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将共享税分享比例适度向地方政府倾斜。其次是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对于地方政府，应降低其事权和相应负担，将工作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地区公共服务，从根本上降低地方政府的投资和举债冲动，逐渐化解隐性债务负担。最后是完善转移支付力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重点是加强中央在战略性产业发展和宏观调控领域的职能，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价格、区域等政策协同，增强政策合力。

(三)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容提质增效托举机会公平

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能直接起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还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要素合理配置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十五五”期间，围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预计将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领域持续用力。主要工作内容预计有四方面，一是以标准化为路径，进一步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保障。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2023年标准进一步更新今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提出以标准化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路径和重点。二是以人口为基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积极适应人口老龄化、县域常住人口规模较大、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服务半径大等现实挑战。切实做到以常住地为载体，进一步压实提供责任。采取常住地直接提供、跨区域协同经办等方式,重点围绕农业转移人口获得均等化公共服务等群众急难愁盼事项推动工作取得新进展三是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四是逐步拓宽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容，如逐步实现学前教育免费。进一步完善欠发达地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实现基础设施均等化。

“十五五”区域经济的三大抓手

(一)健全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主体功能区立足区域综合环境承载能力，在区域发展政策制定中扮演基础性作用。“十五五”期间，一方面需要以系统化、差别化、协同化、激励化为原则，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主要方向有六一是强化主体功能区政策顶层设计，加强自然资源部在主体功能区战略实行中的总体协调职责，以人、地、产、钱等关键要素为抓手，完善配套政策，形成按主体功能定位统筹要素配置的合力。二是完善农产品主产区政策，按照大食物观要求，充分考虑现代农业生产与地区资源禀赋的适配性优化完善农产品主产区空间结构和布局体系，增补畜、渔、果、蔬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区。三是完善生态功能区格局，细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和动态调整规则，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与修复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四是健全城市化地区政策,积极引导人口流动和产业布局健全与人口流动相适应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城市化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和区域人口、吸纳转移人口数量等相挂钩。五是强化不同主体功能和不同政策的统筹协调，探索复合功能政策设计促进主体功能区内主体功能与其他功能的融合发展。六是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检测评估考核机制，建立检测评估和调整机制，对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政策进行动态管理，强化三条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精准约束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农业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化地区制定差异化的绩效考核机制，更好推动政策落地。另一方面，以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围绕京津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深化细化国土空间布局，进一步增强上述区域尤其是中心城市和经济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做好资源要素集聚的空间保障，从而更好激发区域重大战略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动力源作用。

(二)完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

1.纵深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海洋强国战略

(1)区域重大战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为重要抓手，加快推进“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世界级城市群建设”，高水平、系统化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打造“一核两翼”空间新格局。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体系，加快推进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整合公共服务资源，促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普惠。

长三角一体化要瞄准世界前沿科技，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高水平一体化合作路径。在创新联动机制、跨区域协同机制、上海龙头带动协调机制等领域推动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纵深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现代化海洋牧场、海洋油气化工等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海洋清洁能源、海洋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千亿级产业集群。以增强区域内科技引领城市的核心功能为重点建设创新湾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设“硬”联通程度，建设联通湾区。深化南沙、活力湾区。瞄准全方位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软”前海、横琴等开放平台建设，建设开放湾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高效流通网络。以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三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抓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提升科技创新协同能力，共建西部科学城。提升陆海新通道效能，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共建内陆开放枢纽。

(2)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西安、成都等布局发展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围绕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能源化工、机械装备、农牧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打好“三北”工程中的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以大开放促进大保护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做大做强一批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推动人口和经济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黄河“几字弯”都市圈、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等优势地区集聚，推动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有机振兴。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沈阳航空集群、大盘绿色石化集群、绥哈大齐生物制造集群等国家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持续改善营商环境，营造投资东北强磁场。加快论证和建设油气管道、高铁网和铁路网、新型电网和电力外送通道、新一代移动通信和数据网等现代化基础设施，构建向北开放新格局。加大对东北教育支持力度，以人才振兴夯实东北全面振兴根基。

中部地区加快崛起要持续巩固先进制造业基地地位，共同打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年、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强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加强如鄂州花湖国际机场、郑州国际陆港新址等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促进要素高效自由便捷流动，更好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要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部。大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

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需要深圳更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推动建成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浦东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促进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和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浙江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探索有效路径，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山东探索新旧动能转换模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促进全国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做出积极贡献。

(3)海洋强国战略

海洋强国战略要以海洋经济发展为重点，在摸清海洋自然资源家底基础上，优化集成海洋科技创新力量，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壮大海洋能、海洋生物医药和生物制品等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蓝色金融。分区域看，山东作为北部海洋经济圈的重要省份，大力发展海洋渔业、海洋矿业、海洋化工等产业;东部海洋经济圈港口航运体系完善、海洋工业实力强劲，拥有众多优良港口，上海、浙江等省份要进一步巩固海洋船舶工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等优势产业。南部海洋经济圈海域辽阔，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资源等较为丰富。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立足深海科技创新优势，加快发展以高技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海洋新兴产业。海南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最大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唯一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展海洋经济具有独特禀赋优势和政策红利，蕴含较大市场投资机遇。一方面，海南要进一步发展海洋渔业与水产品加工、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化工产业等海洋传统优势产业。另一方面，海南要进一步培育壮大深海油气、深海可再生能源、海洋工程装备技术、海洋生物技术等海洋新兴产业。

2.试点探索板块间重组整合以细化优化区域发展战略

以区域重大战略为基础试点探索板块重组。传统四大板块空间尺度较大且内部分化较为明显加之近年来区域重大战略的推进，中国区域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细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推动板块优化重组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进而实现更高水平均衡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孙久文、邢晓旭,2024)综合考虑已有区域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等方面，建议具体优化方向如下:一是将西部划分为西部沿边和和西部腹地两个亚区。沿边亚区聚焦生态文明建设，腹地亚区重点是因地制宜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同时加强与西部沿边亚区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二是将山东和北京、天津、河北组成沿海北区亚区;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组成沿海中部亚区;将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以及香港澳门组成沿海南部亚区。三是中部地区涵盖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四是东北地区保持不变，加快实施产业转型升级。

3.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

自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经济大省要充分发挥优势，增强对全国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来，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思路日益清晰。2022年7月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此后，经济大省挑大梁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场合被多次提及。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具有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看，新时代与以来，我国逐步构建起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经济大省经济规模大、发展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挑大梁是把国家的战略“所需”与经济大省的“所能”有机结合，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看，区域经济迈入更高水平均衡阶段，经济大省需要更好承载区域发展战略使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现实逻辑看，在“两个变局一个飞跃背景下，即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经济增长底层逻辑由土地财政转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带来科技飞跃。经济大省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安全保障，国内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引领，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枢纽支撑。经济大省挑大梁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

中央层面支持经济大省发挥挑大梁作用，主要抓手有三:一是强化对经济大省士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如加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对经济大省的支持力度，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在项目申报、资金分配等方面给予更多自主权。二是支持经济大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如在经济大省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重大科学装置。三是支持经济大省在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先行先试。如支持经济大省积极探索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改革，赋予其更多先行先试权。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便是支持经济大省先行先试的重要举措。

(三)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1.完善区域战略统筹机制

2023年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在公开场合亮相，甘肃、江西等地方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也相继亮相。“十五五”期间，需要进一步夯实中央、地方区域协调领导小组职责权利，更好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落实。目前在省级层面设立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的省份仅有9个(浙江、江苏、湖南、江西、陕西、青海、甘肃、广西、黑龙江)，全国大部分省份尚未设立省级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建议“十五五”期间地方层面完善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设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之间的权责关系，更好推动中央区域发展战略落地。

2.强化区域战略对接联动机制

区域战略联动对接是实现区域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强化区域战略对接联动机制，一是需要各地破除地域分割和保护主义，聚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二是持续完善跨行政区协调体制机制，推动区域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高层次的协调体制机制,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充分流动与高效配置。三是打造高能级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塑造区域融合发展格局。在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深化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四是深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构筑区域融合发展的生态基石。加强生态保护红线无缝衔接，优化区域共建联治方案，强化区域生态的协同治理。

3.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

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多个发展战略同时实施，通过战略之间的协同形成综合战略效应。一是要战略目标协同。各类区域战略目标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而应在总体国家战略框架下相互协调、相互支撑，实现多元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各类区域战略应该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精准对接，确保战略目标之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使战略目标在问题定义、目标设定和政策实施方面保持协调，并明确各类战略对总体目标的贡献，避免目标冲突和实施偏差。二是要区域政策衔接。要明确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功能分工和协调关系，推动各战略之间的有机融合,推动不同区域政策有机统一,避免冲突。同时,地方政策应以国家宏观战略为依据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对其进行灵活调整，构建“上下贯通、区域适配”的政策机制协同体系。

4.完善市场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以“五统一、一开放”为核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一是以区域一体化引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支持引导长三角等地区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如探索设立“理事会+执委会+平台公司”的三层跨域协同治理架构，同时健全区域合作治理制度体系，包括明确的职责划分、有效的协调机制和严格的监督评估机制等。二是以要素市场化改革带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建立健全公平、公正、透明的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等方式完善要素市场运行机制。通过禁止各地出台限制要素流动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等方式推进要素市场的统一和开放。通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创新要素配置方式。三是以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产业政策的透明化与中央化，重点让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贯彻执行国家统一的竞争政策方面承担职责。推进高标准市场基础与环境建设，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严格执法、优化营商环境。

5.区域合作互助体制机制

以“飞地经济”为抓手，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一要强化制度创新。具体可以研究采取立法治理、行政治理两种模式，更加注重多级联动、跨域协同和动态调整。二要强化利益协调。建立健全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激励相容机制，发挥市场机制“无形之手”的调节作用、注重政府管理“有形之手”的协调力度。三要加强政策协同。国家层面，加强顶层支持，深化“飞地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支持和指导地方以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对口支援协作等作为载体，发挥双方资源禀赋互补优势。地方层面，强化协商支持，飞出地政府发挥资金、人才、管理等优势、辐射带动飞入地经济社会发展;飞入地政府发挥区位和资源禀赋优势，为“飞地”发展提供要素保障和基础支撑。

以产业转移为重点，深入推进东西部协作。一是以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先行先试为实践路径，提炼总结内陆地区产业承接规律，在内陆地区探索建立产业链梯度转移机制。二是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产业转移中的引导作用，有序引导企业针对性开展产业转移，如强化金融支持产业转移的灵活性，推动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布局，为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转移提供融资支持。三是继续攉惊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交通、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等新基建建设，提升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互联互通水平，如加快新藏铁路建设。四是大力改善中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

6.完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以“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为原则构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以《关于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大江大河干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为遵循，一是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中央层面统一建立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干流补偿机制地方自主深化重点流域补偿机制建设。二是拓展补偿领域、丰富补偿要素、完善补偿标准、创新补偿形式。三是夯实平台支撑，充分发挥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管理平台服务功能，并充分利用平台数据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计量。四是深入开展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相关技术研究、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领域科研成果交流等研究，完善基础研究支撑。

以横向补偿为重点完善粮食产销区利益补偿机制。一是要构建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综合补偿机制，重点是结合资金补贴、技术援助和产业协作等方式综合考虑中央和地方、产区和销区、激励和约束，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二是完善补偿标准和资金使用设计，如补偿标准应该以粮食生产的外部成果作为参考。补偿资金的用途应明确规定用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三是从全国视角出发，结合各省资源禀赋、粮食需求以及生产能力动态调整细化粮食生产布局(龙文进等，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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