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香港基层医疗改革分析：慢病共治计划参与率不足10%的深层挑战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23年11月推出的"慢病共治计划"，作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的核心项目，标志着香港医疗体系从"治疗为主"向"预防优先"的战略转型。该计划针对45岁及以上未被确诊糖尿病或高血压的市民，通过公私协作模式提供政府资助的筛查、诊疗及药物服务，旨在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慢性病管理目标。截至2025年2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突破10万，其中约23,500人被诊断出慢性病风险或确诊，显示出在早期干预方面的初步成效。

一、参与率低迷的三大断层：从认知到治疗的系统性障碍

香港"慢病共治计划"的实施效果未达预期，其根本原因在于计划参与链条上存在三个关键断层，导致从潜在受益人群到实际获得服务的转化率极低。根据对港岛东区356位符合条件市民的问卷调查显示，计划面临着登记、筛查和治疗三个阶段的严重流失问题，形成了一道道阻碍计划发挥效能的"玻璃墙"。

​​登记阶段的认知与信任双重障碍​​是第一个断层。调查数据显示，64.32%的受访者没有登记参与计划，其中41.29%表示"不清楚计划内容"，30.05%坦言"对私营医疗信心不足"。这种认知缺失与信任危机在基层社区尤为明显，香港社区组织协会2024年5月的调查显示，深水埗等基层社区中许多合资格市民对计划了解有限。更值得关注的是性别差异——尽管男性慢性病发病率普遍高于女性，但计划参与者中女性占比高达67%，男性仅33%，反映出健康促进信息未能有效触达男性群体。

​​筛查阶段的执行障碍​​构成了第二个断层。在已登记的127位受访者中，49.61%的人没有实际进行慢性病筛查，主要因为"预约困难、流程复杂"(41.73%)和"后续支援不足"(37.00%)。这种"登记却不行动"的现象反映出计划服务可及性不足的问题。地区康健中心作为计划的重要枢纽，因缺乏常驻医生和清晰的服务定位，未能有效简化流程。一位66岁的受访者黄先生表示："不清楚康健中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感觉服务比较杂乱"，这种认知混乱直接降低了市民的参与积极性。

​​治疗阶段的经济与制度壁垒​​是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断层。筛查结果异常的45位受访者中，71.12%没有继续接受跟进治疗，主要原因包括"治疗费用过高"(55.55%)和"计划涵盖的治疗资助项目不全面"(44.44%)。赵女士的案例颇具代表性——她在筛查中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却因未达高血压或高血糖的资助标准而被排除在后续补助之外，这种"筛而不治"的矛盾严重削弱了计划的完整性。问卷显示，62%的受访者仅能接受100元以下的共付额，而现行150元的建议共付额对许多基层市民仍是负担。

这三个断层共同导致了一个严峻现实：在356位受访者中，仅32人(8.98%)完全遵循了政府预期的参与流程。这种低转化率不仅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更意味着大量慢性病高风险人群未能获得及时干预，为未来公营医疗系统积累了更沉重的负担。计划设计中的理想化流程与市民实际行为模式之间存在巨大鸿沟，需要通过系统性改革来弥合。

二、医生参与不足：公私协作中的激励错配与行政负担

"慢病共治计划"的另一大困境在于服务供给端——私人执业医生的低参与度。截至2025年，仅有21%的普通科医生和4%的专科医生加入计划，远低于维持计划可持续运行所需的医生数量。这种供给不足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出香港公私医疗协作中深层次的制度矛盾。

​​经济激励不足​​是阻碍医生参与的首要因素。与同为公私协作的"普通科门诊协作计划"相比，"慢病共治计划"提供的诊症资助(166元)和药费资助(107元)明显偏低，前者分别为262元和123元。这种资助差距直接影响了医生的参与意愿，尤其是对于需要承担高昂诊所运营成本的私人执业者。工人医疗所医务行政总监黄德祥医生指出："现时计划对市民的吸引力不算大，医生也因此较难通过计划获得预期的患者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医生普遍将计划视为社会责任而非盈利机会，西医工会会长陆伟亮医生坦言："从未想从中获利，参与的医生都是尽社会责任。"这种依赖医生公益心的模式难以保证计划的广泛参与和长期可持续性。

​​行政负担过重​​构成了第二重障碍。尽管政府已优化部分流程(如取消医生亲自填写验血报告的要求)，但参与计划仍需克服诸多行政门槛：注册医健通系统、登记基层医疗名册和《基层医疗指南》、完成特定培训课程等。这些要求对年长医生尤为困难，黄德祥医生解释："从最基本的网上注册医健通、到参与计划所需的线上登记，凡是涉及网上操作的步骤，对年长医生都带来一定挑战性。"与此同时，年轻独立执业医生也面临困境，他们身兼数职处理诊所各项事务，额外行政工作进一步挤压了宝贵的诊疗时间。这种"两头不讨好"的局面导致香港正经历家庭医生"退休潮"，据卫生署数据，2024年有近300名医生因未加入《基层医疗指南》而被长者医疗券计划除名，反映出基层医疗人力危机的严峻性。

​​专业自主权与道德困境​​是更深层次的参与障碍。计划要求医生遵循统一的资助标准和治疗规范，这在保障质量的同时也限制了医生的临床决策空间。更棘手的是，当患者筛查出非资助范围的健康问题时，医生面临两难：要么建议患者自费治疗可能超出其承受能力，要么放弃干预违背医德。这种"制度性道德压力"损害了医患信任，有医生反馈，专科医生高于共付额的收费常遭患者质疑，影响治疗关系。陆伟亮医生认为："政府对相关补贴资助的构成、背后考虑的因素等对公众解释有所欠缺，造成部分市民对参与的家庭医生有所误解。"

公私协作中的这些结构性矛盾，在公营医院收费改革背景下更加凸显。随着2026年公营医院提高收费，预计将有更多患者转向基层医疗服务，若不能及时解决医生参与的动力问题，"慢病共治计划"将难以承担分流公营压力的重任。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平衡各方利益的激励机制，既保障医疗质量，又尊重医生专业自主权，同时确保服务可负担性，这需要政府、医疗界和市民社会的共同智慧。

三、制度创新路径：构建预防为导向的基层医疗生态系统

面对"慢病共治计划"实施中的多重挑战，香港需要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从经济激励、流程简化、服务整合和信任建设四个维度进行制度创新，真正构建起以预防为导向的基层医疗生态系统。这些改革不仅关乎单个计划的成败，更将决定香港能否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慢性病海啸。

​​增强经济诱因的创新设计​​是激活参与动力的关键。针对市民端，现行75岁以上长者费用减免范围过窄，许多经济困难的"年轻长者"(65-74岁)被排除在外。研究建议将减免扩展至65岁以上长津领取者及在职家庭津贴受助家庭，并建立"年度自付封顶"机制，当患者年支出超出承受能力时启动政府补助。针对已完成筛查者提供小额即时奖励(如50元券)，以及建立"参与越久减免越多"的阶梯式激励，可有效提升持续参与率。对医生端，应调整资助标准至与"门诊协作计划"相当，并考虑增设复杂病例处理津贴，平衡不同医疗需求的服务成本。

​​服务流程的智能化与去中心化​​能大幅降低参与门槛。借鉴国际经验，可开发一站式登记和预约平台，整合医健通、计划登记和预约功能。针对年长医生面临的数字鸿沟，设立专门的辅助服务热线和上门支持团队。更重要的是推动服务下沉，允许更多私家诊所直接提供计划登记服务，减少市民在康健中心和诊所间的往返。研究显示，流程复杂是49.61%登记用户未进行筛查的主因，简化步骤将显著提升转化率。对医生培训要求也应更具弹性，为经验丰富的年长医生提供精简课程，避免因继续教育学分不足将有意愿者拒之门外。

​​建立筛治衔接的完整服务链​​是避免资源浪费的核心。现行计划最大的矛盾之一是筛查项目与资助治疗范围不匹配，如甲状腺问题、骨密度异常等常见筛查结果不在补助之列。研究建议分阶段扩大资助范围，优先纳入高疾病负担项目，如问卷中66.01%市民呼吁的骨质疏松和60.64%关注的肺功能检查。香港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病患病率达7.7%，60岁以上更高达25.9%，将其纳入常规筛查具有显著公共卫生价值。同时，建立筛查异常结果的自动转介机制，确保高风险个体无缝进入专科评估，避免当前"筛查无后续"的断层现象。

​​重构地区康健中心角色​​是整合基层医疗的关键。现行康健中心因功能模糊和专业性不足，未能发挥预期作用。改革方向包括：明确其"预防主导"定位并建立相应绩效考核；派驻全职医生负责复杂病例复核和跨专业协调，提升专业可信度；将健康推广活动从每年两次增至每季一次，采用社区讲座等形式增强参与。康健中心应成为连接医院与社区的"守门人"，而非简单的健康信息站点。香港可参考新加坡"健康促进中心"模式，将其打造为集预防、筛查、慢病管理于一体的社区健康枢纽。

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需要政府、医疗界和社区的协同努力。随着2026年公营医院收费改革落地，"慢病共治计划"的角色将更加重要——它不仅是慢性病防控的工具，更是分流公营压力、重构香港医疗生态的试验场。成功的改革将使香港走出"重治疗轻预防"的困境，构建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医疗体系，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奠定基础。

"慢病共治计划"的实施困境折射出香港医疗体系转型中的深层矛盾：先进的预防医学理念与滞后的制度设计之间的脱节，日益增长的慢性病负担与碎片化的服务供给之间的差距，以及政府主导改革与多元主体利益之间的张力。吴秋北办事处的研究揭示，仅有不足10%的目标人群完整参与了计划设计的全流程，这一数据警示我们：若不进行系统性改革，这一投入巨大的公共卫生计划恐难实现其"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初衷。

以上就是关于香港基层医疗改革与"慢病共治计划"困境的全面分析。面对2026年公营医院收费改革带来的服务需求转移，香港正处于医疗体系重构的关键十字路口。改革的成功不仅需要政策创新和技术升级，更需要思维模式的转变——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从零散干预转向系统管理，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共治。只有建立起真正以预防为导向、以社区为基础的基层医疗生态系统，香港才能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健康挑战，实现医疗资源的可持续配置，为市民提供更公平、更优质的健康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