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解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密码：产业链为基，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共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因

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今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了“地毯式”和“国别式”并存的关税政策，对美国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大幅加征关税，使得美国所有商品进口关税税率达到100多年以来的新高，对全球贸易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中国等受影响国家也采取有关举措以应对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大国竞争尤其是中美竞争更趋激烈。与此同时，以DeepSeek为代表的超级应用的诞生在让世界重估中国科技实力的同时也进一步显示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自身也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时期，要素驱动型增长需要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同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间的矛盾尚未有效解决。大国竞争加剧、科技革命纵深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叠加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迫切需要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而资源、产业基础和创新要素等在空间上的分异决定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面积很大程度上使得各地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创新要素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以耕地面积看，黑龙江等省农作物播种面积较大，而东南部的浙江、福建等省则较少。人口分布也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别,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点,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广人稀,东南侧则人口密度较大。2020年东南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03人，西北侧则仅为每平方公里17人，东南侧面积占比为43.8%，但人口占比则高达93.5%。不同地区间产业基础也差异明显。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例，占比最高的山西省(51.2%)比占比最低的北京(13.8%)高了37.4个百分点，不同地区的出口依存度也差异巨大，2024年浙江的出口依存度超过40%，而甘肃仅为1%。创新维度看，东部沿海省份集聚了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2023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占全国的比重高达44.3%。高技术产业研发机构在省际间也差异显著，广东2023年拥有高技术产业研发机构8468个，而西藏只有1个。

新质生产力理论变化与现状评估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三大变化

纵观新质生产力提出的代表性会议上，我们认为在基本原则、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三个维度先后经历了重要变化，并且上述变化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一是从基本原则看，从发展新质生产力到更加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2023年9月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时,表述中没有明确提及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这一论述可以有力的减轻各地在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脱离本地实际情况，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的问题。此后，在 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是从产业创新维度看，从注重新兴产业到统筹传统与新兴、未来产业。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落脚到产业维度主要是新兴产业。会议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产业维度也同样是强调“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三是从科技创新维度看，从注重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到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2024年1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链上”。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及“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上述表述更多还是强调科技创新的主导和牵引作用。推动科技创新，要把立足点放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创新，要守住实体经济的根基。此外，还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这变化从地位上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注重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要关注产业发展产业创新对科技创新在雷求、场景等方面的牵引作用，以产业发展支撑和反哺科技创新。

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两项成就

1.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进展明显，数据要素、东部区域领跑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也是一种生产力，基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韩文龙等(2024)研究表明，总指数看，近年来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得明显进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由2012年的0.05增长到 2022年的0.15，年均复合增速达11.2%。从指数的分项看，数据要素指数发展最快，数据要素指数从 2012年的0.02增长到2022年的0.035,CAGR达32.5%。受此影响，数据要素指数占比也从 2012年的4%上升到2022年的23%。此外，增长较快的还有新技术指数，统计期内CAGR为11.2%。区域上看，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领跑其他地区;但具体到省份，中西部的部分省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甚至远超东部的部分省份。比如中部的安徽,西部的重庆均高于东部的河北、福建、天津和海南。

2.研发投入高速增长背景下科技创新成效显著

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核心，在整体上评估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本报告从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创新指数排名视角进一步评估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成效。首先,从研发投入视角看,近年来我国研发支出总额不断增长,九五以来,研发支出总额从 1995年的 348.7亿元增长到 2024年的3.6万亿元，增长了102.6倍，年CAGR达17.4%。研发支出强度也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占 GDP的比重为从1995年的0.57%增长到2024年的2.68%。

其次，我国PCT专利申请数量也持续增长并于2019年超过美国。1995年我国PCT专利申请数量仅有 103件，占全球的比重仅为0.3%。同一时间，美国PCT专利申请量为17013件，占全球的比重是 42.8%，是中国的 166倍，也低于韩国、日本和德国。此后，随着我国研发支出的不断增长，我国PCT专利申请量先后在2010年、2013年、2017年、2019年分别超过韩国、德国、日本和美国。2024年，我国PCT专利申请量高达70140万件，是美国的1.3倍。我国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比重为25.7%，比美国高6个百分点。

最后，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领域的排名也不断提升。2024年中国在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中位居世界第十，相比 2012年提升了10个位次，是近十余年来进步最快的国家，也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行列的中等收入国家。具体得分看，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得分为70.1分,超过法国,与日本、英国、德国等排名5-9位国家间的差距在2.4-6.8分之间，整体差距也较小。

(三)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四重挑战

1.区域间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从四大区城看，2012年以来东部地区和中部、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整体呈缩小趋势。比如2012年，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指数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 2.2倍、4.2倍。2022年，上述数据分别缩小至1.9倍和3.5倍。但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相对差距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尤其是2021年、2022年更是进一步呈现出扩大趋势。分省看，2021年以来省际间的新质生产力指数的极差也不短拉大，新质生产力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明显。

2.存在重复建设倾向。以目前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园建设为例。截至2025年3月，全国产业园名称中含有“数字经济”的有199个，含有“大数据”的产业园达190个。一方面，数量上看部分省份产业园数量较多且占用了一定规模的土地资源。比如部分省份有关产业园数量在20个以上(浙江、江西、山东三省数字经济产业园数量分别为31个、25个、23个，贵州省的大数据产业园为 23 个)。园区面积看，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总面积达11563亩，大数据产业园面积达14427亩。但另一方面，从在园区内注册的企业数量看，接近39.7%的数字经济产业园注册企业数量在10家以内,注册企业为0的占比为11.9%。大数据产业园注册企业在10家以下的占比更是高达 51.4%,其中注册企业为零的园区占比为24.8%。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关产业园建设存在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倾向。

3.部分地区忽视传统产业发展。2024年9月，光明日报调研组发文称，有的地方认为新质生产力专属于“新”，一味迎“新”，忽视了传统产业。比如在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上，把钢铁、石化、有色、建材等传统产业贴上夕阳产业、落后产业的标签，导致资源投入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弃之不顾，错过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

4.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尚待进一步提升。尽管我国研发支出强度整体不断提升，但和G7国家相比，仍低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国家创新指数的排名虽然有较大提升,但仅处于全球第十位，与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名相比偏低。省际之间无论是在研发投入强度方面还是专利申请授权量方面均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从科技成果转化角度看，和美国、日本相比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率明显偏低，如在农业领域，中国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效率为0.012，而日本和美国则为0.04和0.065。从不用专利权拥有者视角看，我国企业持有的专利产业化率较高，但高校、科研单位专利产业化率明显偏低。2022年，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拥有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仅为3.9%和13.3%，远低于企业的48.1%。而根据欧洲专利局发布的报告，欧盟高校和科研单位2007-2018年期间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申请的专利数据中，商业化率高达36%。

借镜观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内经验

(一)浙江杭州:六小龙引领数字经济创新

2024年底以来,杭州深度求索公司先后推出DeepSeek-V3及 DeepSeek-R1模型,因其开源.低成本、高性能而引起广泛关注。DeepSeek-R1上线18天内累计下载量超1600万次，在其覆盖的140个市场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巨大关注与连锁反应。杭州六小龙为何能在杭州诞生也引发热议。我们认为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及宽容失败的氛围是支撑六小龙在杭州诞生的关键因素，也是杭州能成为数字经济代表性城市的主要原因。

1.立足自身基础构建完整数字产业生态，促进产业协同创新

依托产业基础，把握产业趋势，持续用力做大数字经济产业。2003年是杭州开始转型之年，同年4月，杭州便确立了“硅谷天堂、高科技的天堂”的发展目标，重点发展电商产业。重点发展电商产业对杭州而言存在三大有利条件:一是当时杭州已经诞生了阿里巴巴等电商企业，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二是从产业协同看，浙江的服装、小家电较为发达，和电商的发展模式较为互补，为电商等平台企业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货源。以杭州自身为例，2004年杭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中，除和电商密切相关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总产值排名第一以外，纺织服装和服饰业总产值便排在第二位。三是当时移动互联网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亚马逊、ebay等相继出现电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此后，杭州持续用力发展数字产业，数字经济产业规模不断增长，产业生态也持续完善。2023年杭州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总产值超3000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2024年也高达6305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8.8%，和深圳的差距显著缩小。

2.政府以园丁身份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2023年以来，浙江把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列为“一号改革工程”。同年杭州市提出将杭州打造成为办事效率最高、服务水平最优、要素保障最强、法治氛围最浓、社会满意度最好的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杭州首先依托数字技术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杭州依托各地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企业综合服务中心，人才、科创、金融、开放、法治等窗口都有相关部门派人轮值,保障企业办事只需要进一扇门、享受一站集成式服务。在此基础上，还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政务效率，如开发 AI眼镜的灵伴科技，落户余杭区不久，公司高管就收到手机短信，提示公司申报“小巨人”企业有奖补。资料网上填报仅8分钟，300万元资金即到账。其次，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在涉企检査方面，必需的环保、消防、安全等检查，相关方面实行联合行动，最大程度减少次数。对于企业遇到的难题，政府组建涉企问题协调专班，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如德清县实行“三长兜底办”，每周三县长、局长、乡镇长到园区开现场会，听企业反映问题，要求“问题清、，解决过程记录保存。最后，持续做好营商环境评估与优化工作。浙江省经济信责任清、措施实”息中心下设开放发展与营商环境部，首席专家带领高学历专业人员每天检测营商环境指标，对发现的问题开展研究。此外，该部门还深入研究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并对应优化本省营商环境有关政策举措。在此基础上，杭州营商环境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果。在全国工商联开展的营商环境评选中，2019-2022年连续4年均位居省会和副省级城市首位，2023年则同样位居前十。

3.成活成本相对较低且注重对人才的引进

生活成本方面，杭州相对其他城市更有优势。从房价和居民可支配收入视角看，杭州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结合房价和居民收入看，和一线城市相比，杭州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房价而言更高，这意味着在杭州居住的生活成本相对更低，从而更有利于人才的流入。

此外,杭州更加注重对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的引进。一是体现为较早的重点发展人力资源行业。早在2012年便率先在全国制定《中长期人力资源发展规划(2012-2020)》，并明确提出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以及创建国家级产业园的目标。2014年出台《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实施意见》，2020年出台《杭州市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实施细则》，2023年接续出台《杭州市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从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业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产业园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人力资源总部企业等方面拿出资金进行支持，此后持续迭代推出有关政策。而北京(2014、缺少实际资金支持)、上海(2019)、广州(2021)深圳(2018)、苏州(2015、缺少实质性资金支持)等城市在出台政策时间或资金支持力度方面和杭州比均存在一定差距。二是对大学生也专门制定了系统性政策鼓励到杭州进行就业创业。

4.营造宽容失败的氛围

宽容失败的氛围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土壤。为营造宽容失败的氛围，杭州首先通过确定性的制度宽容失败。2014年制定通过《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明确“因不可抗力或勤勉尽责未达预期目标的改革创新行为不作负面评价”，首次以地方立法形式确立宽容失败的合法性。萧山区率先落实浙江省行政执法容错细化清单，解决基层执法“不敢容”难题，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创新失误减轻或免除处罚。其次，对创业失败提供经济支持与风险分担。如杭州设计了容忍失败制度，创业失败可申领18个月失业保险。杭州萧山区借助区级助企服务专班力量和依托创新容错机制,推动失误、失败或未达到预期目标的科技创新活动问题得到实质解决。截至2024年9月，通过核定容错项目撬动企业研发资金超3400万元，惠及84个项目，覆盖科技计划验收、高企评审等领域。最后，以社会宣传的方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2008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行动，共建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的决定》,明确提及弘扬“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城市人文精神和“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争一流、宽容失败”的杭州创新创业文化。在《杭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及在全市范围内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的发展氛围。

(二)安徽合肥:投行思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近年来，合肥市经济发展保持较快趋势，2005年GDP总量仅为925.63亿元，全国排名第75.2024年GDP总量达13507.7亿元，全国排名第19，提升了56个位次。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也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2.6%,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55.8%。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产值增长 37.6%。新能源汽车产量 137.61万辆,总量占全国10.5%，位居全国第二。2024年，全市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 同步辐射光源、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合肥分中心)等4个国家大科学装置，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8个、省级(重点)实验室201个、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37个、省级以上工程研究中心252个、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589个。上述成效的取得我们认为主要受益于合肥在立足自身禀赋基础上精准高效的产业选择、识别与培育机制，国资引领形成产业投融资闭环，注重研发投入与科技成果转化三方面举措。

1.立足自身禀赋，精准高效的产业选择与识别机制

基于本地禀赋，选择重点发展产业，夯实工业基础。1989年，合肥确立科教兴市战略，当时尽管拥有中科大、合工大等一流科技资源，但经济落后的面貌在一段时间内未能明显改善。而后，2005年合肥提出“工业立市”，发布《合肥优先加快工业发展行动纲要》,立足当时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家用电器、汽车、装备制造、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及软件、生物医药、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并且时任政府认为 21世纪初东部沿海城市产业转移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为合肥带来了发展工业经济的契机。2005~2006年，合肥派出了2批共计737支、1657人的驻外招商团队。

此外，合肥还成立产业研究院等智库平台，为产业选择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三大城投(合肥产投、合肥建投、合肥兴泰金控)成立产业研究院等智库。合肥兴泰金控2016年设立兴泰智库，致力于为合肥区域中心建设提供智力支持，部分报告获市领导高度认可。合肥产投2021年成立产业研究院，重点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行业研究和决策支持，目标是研究产业、服务产业和发展产业。并入选安徽省政府政策研究室智库平台,成为29家成员单位中唯一一家市属国企智库平台。2023年合肥市委市政府成立合肥产业研究院，聚焦文旅、房地产、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四大领域，整合政产学研金服多方资源，开展研究、梳理政策、绘制图谱、强化分析，为合肥全市产业规划、产业招商、产业投资、产业园区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肩负五大职能，一是面向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二是助力重大产业项目签约落地，三是面向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四是锻炼培养本地产业发展人才，五是承载卓越工程师研究院职能。

确定重点发展产业基础上，合肥进一步以产业链思维开展招商引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 2005年以来，合肥已孕育了荣事达、美菱、天鹅等一批本土品牌并且引入了海尔、美的、长虹等国内外一线家电企业。为应对企业受产业配套和物流成本影响再次进行产业转移的风险，合肥实施全产业链招商。比如引进马钢为家电提供钢板，招来凌达压缩机支持格力空调，为海尔洗衣机配套三洋电机，并吸引塑料、模具、电子、包装等上下游企业。这是合肥“龙头牵引-链式招商”思路的最初实践。

到 2008年,合肥电冰箱、洗衣机、空调产量分别跃升至全国1、2、3位,本地配套率达到65%、60%、70%。而彩电的配套率相对较低，仅为30%，主要受限于液晶显示屏制造的不足。而液晶面板占电视成本的70%，但这种在世纪之交开始快速替代传统显像管(CRT)的新型显示技术，主要被日韩等企业垄断。国内唯一自主掌握液晶面板技术的企业，是从原北京电子管厂改制而来的上市公司京东方。当时京东方只有一条5代中小尺寸面板线，其电视大尺寸面板制造能力尚未得到市场检验。处于大规模转向液晶显示阶段的国内彩电企业，深受“少屏”之痛，2008年合肥便引入京东方才，此后合肥家电产业迅速发展。2021年，合肥家电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历史性地突破了千亿元合肥不仅拥有惠而浦、海尔、美的、格力、大关，产业规模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截至目前，TCL、长虹、京东方等7个国际知名品牌，还有美菱、荣事达等10个个国内知名品牌。冰箱、彩电、空调和洗衣机这四大家电的产量占全国总量的近四分之一。为确保招商引资项目的可行性，合肥还对招商引资项目开展专业化评估。合肥对拟投资的重点产业项目，由产业领导小组牵头，联合专业投资机构从产业方向、竞争环境、发展空间等层面，做好全面尽职调查、市场前景评判等科学论证。例如，“四条战线”考察来，包括关注国家政策导向对引进项目的支持情况、对接国投招商等专业投资机构进行全方位研判、委托法务和财务等专业机构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开展周密严谨的商务谈判。

2.国资引领投融资，创新投融资运行模式，形成资金进出闭环具体进行招商引资时，合肥政府有关部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投行运作思维，主要有三点:一是创新政僡ギ亨楒吸资金魎嘜倏投襻晡橢绰号入方式。改变传统“撒胡椒面”式的事后奖补资金投入方式，组建合肥建投、合肥产投、合肥兴泰金融控股三大国资投融资平台，其中合肥建投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现代旅游、交通等，合肥产投专注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合肥兴泰打造地方金融控股平台，实现“拨款变投资、资金变基金”的市场化投融资方式。二是广泛撬动社会资本支持。合肥注重强化资本运作，三大国资投融资平台联合头部投资机构共设近千亿元的产业基金群，打造“引导性股权投资+社会化投资+天使投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政府主管部门负责遴选母基金管理机构。母基金管理人负责遴选优质投资机构作为子基金管理人，确保基金的专业化和市场化运作。三是健全政府资金回报和退出机制。合肥有关部门会预留国资安全退出通道，在投资形成的基金份额或股权达到投资年限或约定退出条件时，依法依规通过上市、股权转让、企业回购及清算、份额转让(S基金)等方式安全退出。

3.研发投入强度大，且注重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1)注重研发投入。2005年以来，合肥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以及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大幅增长。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科学技术支出的规模由 2005年的 0.18亿元增长到 2022年的245.7亿元,科学技术支出占一半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也从0.25%大幅提升至2022年的 17.7%。这一占比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领先第二名的深圳高达8.6个百分点。

(2)构建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一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具体措施有三:首先是设立和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密切相关的机构.2021年以来先后设立合肥市委科技创新委员会、合肥市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委员会、合肥市产业研究院、合肥市科创集团有限公司,并且安排市委常委专职负责以统筹全市科技工作。此外，还在市发改委设立场景创新推进处、汽车产业处、市场拓展指导处、楼宇经济处等处室。其次是对现有政府部分职能部门进行优化，以适配科技成果转化。如优化科技局职能，将市科技局的职能从指标统计、项目评价、政策对象向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转变。市科技局针对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重点高效院所等建立5个科技成果转化专班,重点对接22家在合肥的重点高校院所,常态化登校门、访实验室，建立可转化科技成果项目库，并且在长春、西安、成都等地建立联络中心，助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就地交易、就地转化、就地应用。2022年以来，已先后对接全国近230所高校院所，挖掘约6500项科技成果，累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招商新成立企业超1700家其中获得社会投融资企业已达110家。

最后是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2020年开始，支持中科大率先开展“科技大包干”创新试点改革。改革整体包括前端和后端两部分。前端改革主要是“三大包干”,聚焦科研经费管理,通过开展项目经费包干(取消预算编制，科研负责人自主决定支出方式和项目)、科研组织包干(允许调整科研方向、路线)、科研绩效包干(打破平均主义，根据团队成员实际贡献分配奖励)，着力破除科研人员负担重、科技管理审批程序多等问题。后端改革主要是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改变传统的“先转化、再奖励”模式，提出“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的新模式。即先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通过赋权的方式转让给项目成果完成团队，学校不再享有成果所有权，再通过协议约定，经市场定价后学校享有科技成果转化的部分收益。在减少科技成果转化审批流程，方便进行融资以及转化的同时也保障了国有资产应有的收益。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中科大通过改革试点方式转化成立33家公司，知识产权评估金额约2亿元，赋权企业经过融资后知识产权估值18亿元，公司市值累计约 74 亿元。

二是设立专项基金，强化金融赋能。首先是积极谋划推动设立概念验证基金，总规模1亿元，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实验室熟化“最初一公里”。其次，2022年5月成立总规模为5亿元的合肥市种子基金,以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的容错率高达50%。截至目前,已累计投资项目100个。接着,2023年成立新能天使基金，该基金专注于投早投小投科技，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科技成果本地转化。2024年3月，作为合肥市首支科技招商基金，安徽兴新创新促进创业投资基金正式落地，基金规模达2亿元，将主要为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赋能。该基金是在市委科创委和市科技局支持下成立，重点支持“育树苗”“播种子”，关注合肥市内外可招引落地孵化的，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尤其是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供支持。

三是构建立体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围绕科技成果的源头到最终实现产业化，合肥市相继成立了新型研发机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助力科技成果转化。目前，合肥参与建立的新型研发机构中共计有19家，其中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代表的11家机构被安徽省认定为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还先后成立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等7家概念验证中心，通过对技术成熟度、市场前景、团队能力等多方面进行评估，以便快速锁定高潜力项目，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此外,截至2023年2月,合肥还先后推动成立65家中试基地建设,以更好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四是创造场景,为好产品找好场景、为好场景找好产品。首先,在市发改委设立场景推进处(2023年10月)，运用场景思维促进科技创新。2022年12月印发《合肥市实施场景应用创新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其次,采用中心+公司的模式在全国合作共建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2022年5月挂牌成立)推动场景建设。2023年7月，以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公司为主体，联合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肥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兴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等市、区两级国资平台，组建全国首个城市级场景公司-合肥市场景应用创新促进中心有限公司。2023年场景应用“合肥模式”被国家发改委作为“经济运行亮点”向全国推广。据合肥日报披露，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成立一周年时，累计服务企业超1000家，挖掘场景需求600个，举办路演对接活动50多场，促成合作意向70多项。截至2024年10月，合肥市已通过召开场景发布会等方式，发布了7批次场景清单，累计发布245个场景机会和256个场景能力，落地合作项目超600个、金额超6亿元。

(三)江苏常州:铆定优势产业打造新能源之都

21世纪以来，常州立足自身产业基础，铆定新能源产业，持续用力，发展成效显著。2023年,常州新能源产业融合集群入选首批江苏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试点，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产值超 7680亿元、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近50%,其中电池产业集群1777 亿元、新能源汽车集群1400亿元、光伏产业集群1121亿元，贡献率达98.9%，新能源产业成为全市首位产业，进而支撑常州成为新晋 GDP“万亿之城”。截至 2024年5月，常州全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达到 41.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位居江苏省首位。2021-2023年，新能源投资热度集聚度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产业集聚程度综合指数2023年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和深圳。常州新能源之都创建过程中，政府立足自身发展基础在政策层面持续发力进而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同时在资金、创新平台、人才等要素方面提供有力保障是关键所在。

1.立足自身条件，结合国家政策导向，持续用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将自主创新确立为第一发展方略。2003年,时任国家主席提出科学发展观,接着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会议做出我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创新被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上。常州结合国家发展导向以及自身禀赋条件，在2007年提出将自主创新确立为第一发展方略，并且跳出江苏看常州，以市区面积相当的深圳为标杆。争取实现由“常州制造”向“常州创造”的变化。

把握国家政策机遇,久久为功发展新能源产业。2008年新能源汽车首次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国务院发布《汽车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首次提出大规模发展新能源汽车，同年财政部等四部门启动“十城千辆”示范推广工程，扶持新能源汽车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也被列入十三五规划(2016-2020)，新能源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国家政策中出现的频率逐渐提升。在此基础上，常州紧抓国家政策机遇，战略性提出培育发展新能源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后，常州在多个重要文件和规划中均将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放在重要位置。2009年制定出台振兴五大产业行动计划(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及医药)，2013年实施了“工业经济三位一体转型战略”，新能源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2014年出台《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意见》，全面启动充换电设施布局建设工作。2017年推出十大产业链2.0版，印发《常州市十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指导目录(2017版)》，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链取代了原来的汽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链。2021年以来，常州全面推进“532”发展战略，加快壮大“1028”产业体系，新能源领域各产业成为关注度最高、投资强度最大的集群。常州市立足工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备的制造基础充分发挥新能源领域起步早、根基深的优势,有效引导新能源产业各环节发展，进而形成了“发电、

储能、输送、应用、网联”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而常州发展新能源产业同样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基础。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常州就开始专研制造变压器，曾被誉为“世界变压器之都”，到80年代又发展电线电缆产业。从分行业以上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看，2009年以后常州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具备明显优势，这也为常州重点发展新能源产业提供良好基础。

2.产业链思维进行招商引资，打造新能源产业生态

由于中创新航处于国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主地位，被常州视为补齐动力电池版图的重要一子。2015年常州市金坛区引进了中航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在本地建设子公司，为项目快速启动提供了各类要素保障。2018年由于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进行大幅调整，中航锂电面临巨额亏损。常州基于产业链思维，在组织专业团队对中航锂电项目以及动力电池产业进行多次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对中航锂电输血和重整，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子母公司身份调整、总部从洛阳搬迁至常州金坛、业务由商用车磷酸铁锂转为乘用车三元电池等事项，助力企业挺过行业调整期。此外，2016年，常州武进区经过多轮治谈，通过厂房代建+招投结合的方式，投入7.8亿元吸引理想汽车落地。2019年，比亚迪又落户常州。在两个整车企业带动下，常州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发储送用网新能源产业生态，“发储送用网”新能源产业闭环初步形成。

发电环节，在太阳能光伏领域形成了以天合光能、东方日升、顺风光电等龙头企业为依托，覆盖除多晶硅料以外的所有生产制造环节;在风能发电领域，形成了以天晟新材、长海股份、欧文斯科宁、阿克苏诺贝尔等重点企业为主，涵盖产业链上游叶片、中游主机、下游塔架以及风电运营商等环节;在光热发电核心部件领域，实现了国产高温真空集热管出海商用。储能上，实现动力电池全产业链深度布局,涵盖电池材料、电池系统技术研发等31个关键环节,产业链完整度达 97%(2023年)，居全国首位;储能电池领域，涉及正极、负极、隔膜、结构件、智能装备等领域，大多国内外细分行业龙头企业(除总部以外)都在常州建立了最大基地(江苏金坛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国家试验示范项目是世界首个“非补燃”空气储能电站项目)。输送上，常州拥有全国最大的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制造基地，电力电缆、配电控制系统、变压器制造等智能电力装备全国领先。应用上，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主,拥有以理想、比亚迪为龙头的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聚焦和培育覆盖传动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电气仪表系统、灯具、汽车车身、汽车内(外)饰件等10多个领域配套企业。政府部门也进行场景开放，比如2023年常州市委市政府印发《常州市推进新能源之都建设政策措施》，在推广应用方面制定多项举措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比如明确提出对省级、苏锡常首台(套)产品，实施政府首购，自认定之日起2年内视同已具备相应业绩，对具有不可替代专利、专有技术的.采购人可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推动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从2023年开始，原则上新增及更新公务用车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鼓励市区新增或更新的出租车辆使用新能源汽车，并且比例不低于80%。新建住宅小区停车位立足新能源汽车安全特性100%预留充换电设施接入条件。“网联”上，“车、能、路、云”的融合发展，为培育典型应用场景筑实基础。

3.从资金、创新平台、人才等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一是国有平台与产业基金双轮驱动，助力产业招商引资。2020年，常州创新投资集团以4.8亿元领投中创新航 Pre-IPO轮，2021年联合IDG资本设立 50亿元新能源基金，2022年通过“拨改投”方式向固态电池企业卫蓝新能源注资3亿元。形成“国资引领-资本接力-上市反哺”的闭环。据统计，目前常州政府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比例达1:7，已形成总规模超600亿元的“新能源基金群”

二是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公共服务平台，助力技术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常州市内有光伏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三角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技术创新中心、中科院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常州高新技术研究院等研发机构。与此同时，还成立有江苏省新能源汽车研究工程化与服务平台、中汽研(常州)汽车工程研究院。科研机构等平台的建设可助力解决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从而支撑产业发展。

三是持续迭代生活居住双资助政策以吸引青年人才。2021年，常州开始出台青年人才生活居住双资助政策，并且于2023年进一步优化升级。双资助政策主要从购房资助、生活资助和租房资助三方面对青年人才提供支持。购房资助方面，博士研究生30万元、硕士研究生和高级技师8万元、全日制本科生和技师5万元购房资助。并且2024年进一步明确人才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购房补贴可以直接作为首付款。生活资助方面，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及高级技师、全日制本科生和技师分别给予每月800、500、300元共计3年的资助(免申即享)。租房资助方面，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及高级技师、全日制本科生和技师分别给予每月800、600、500元共计3年的资助。此外，截至 2024年4月，常州还累计建成人才公寓11.8万套，青年驿站31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享受人才公寓3年免费、青年驿站3个月免租的优惠，为青年人才在常州工作生活提供保障。

他山之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经验

(一)硅谷:创新网络成就科技之都

硅谷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区，也是世界最重要的技术中心，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推动技术革命与产业更迭，塑造出了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集群。硅谷不仅是现代风险投资的发源地，更是苹果、谷歌、英特尔等一众世界级科技巨头的诞生地。2024年，硅谷地区公司总市值达到14.3万亿美元，专利注册数量高达23,622项，人均收入达到15.7万美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这里聚集了超过16.600家高科技公司、拥有277家独角兽企业(其中近半数来自人工智能领域;和旧金山合并口径计算)，吸引了全美52%的风险投资资金，充分显示出其在全球科技产业与创新生态中的无可替代地位。根据StartupGenome发布的《2024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报告》，硅谷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创业生态系统首位，在风险投资、人才吸引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表现突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全球创新指数》,硅谷被评为全球第二大科技集群,仅次于英国剑桥，彰显其在知识创造与技术创新方面的核心地位。硅谷之所以能孕育出如此繁荣且可持续的创新生态根本原因在于四大关键支柱的共同支撑:高校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公共部门主动介入创新链条,通过提供科研资金、军工订单、税收激励与法律制度等方式，从源头塑造创新土壤;风险投资与创业生态高度发达;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鼓励试错精神与多样性。

1.斯坦福科技成果转化引领作用突出并带动产业发展

斯坦福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机构，它在硅谷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创新生态的引领作用。斯坦福通过建立斯坦福科技工业园(StanfordIndustrialPark)和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推动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开放、包容且充满活力的高科技集群。

(1)创建全球第一个大学主导的科技园区

斯坦福大学通过设立斯坦福科技工业园有效推动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奠定了基础。1951年，斯坦福大学在弗雷德里克·特曼的推动下创建了斯坦福工业园，这是全球第一个由大学主导创建的科技园区。园区的核心目标是将二战后军事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并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斯坦福大学通过将部分土地出租给科技公司，形成了一个将学术研究与企业紧密结合的平台。斯坦福工业园采用了“高校研发+师生创业+企业孵化”的集成机制。大学提供研究成果、技术咨询与人才支持，企业则租用园区土地，近距离获得前沿技术与人才支持。例如，最早入驻园区的惠普公司便得以持续接触斯坦福的技术资源，并与教授团队展开深度合作。此外，园区还建立了“学术兼职制”制度，企业工程师可作为兼职教师进入斯坦福课堂，讲授创业经验;而大学教授也参与企业研发，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市场化。据资料显示，在1956年，斯坦福工业园已有10余家新公司建立，到了1960年，园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已多达40余家，其中最大的是惠普公司的总部。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在硅谷的研制成功、半导体材料技术的突破以及集成电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硅谷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科技产业中心。斯坦福工业园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持，还推动了多个产业的兴起，特别是在电子、半导体和计算机领域。园区内企业通过与斯坦福大学的紧密合作,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商品化,推动了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斯坦福粍录暁批业変筈竖又园軾班搌翡湿雚析卄执隆宜为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提供了支持,也为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2)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OTL)成立于1970年，是全球最早的大学技术转移机构之一。它的设立背景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硅谷科技创新和个人计算机产业的迅猛发展。随着科技创新的加速，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需求日益增加，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成为了重要问题。此前，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工作由外部专利管理公司负责，但这种第三方代理模式存在着程序繁琐、成果转化效率低的问题，影响了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为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斯坦福大学决定由学校内部直接管理技术转让工作，从而成立了OTL

OTL的核心运作模式是接收斯坦福大学教职工和学生的发明披露，评估其市场潜力与商业可行性，然后通过与产业界的合作，将技术转化为实际的产品或服务。OTL根据行业需求，为每项发明选择合适的企业合作伙伴，并与企业签订技术授权或转让协议。技术转让的过程中，OTL负责专利许可的谈判、执行以及收益分配。收益主要来源于专利许可费、版税和技术转让金，OTL会将这些收益分配给发明者、学院以及学校，支持学校的科研和教育活动。

OTL自成立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成立初期，OTL就为学校创造了5.5万美元的收入，远超此前15年技术成果转让的总收入。这一成功让OTL成为斯坦福大学技术转化的重要平台，并为硅谷的高科技创新提供了支持。2021年，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完成了1102项科技成果转化，并获得了 1.18亿美元的版税总收入和权益。2023年，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完成了专利许可115项，总收入5900万美元(约4.3亿元人民币);孵化了27家创业公司，达成了2110项产学研合作协议，拥有4273项可对外许可的技术。这些成绩表明，OTL不仅为斯坦福大学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极大推动了学校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为硅谷的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2.公共部门通过资金、订单采购、法律法规等支持创新和产业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府为了应对国际形势和军事需求，开始与高校展开军事技术合作。首先，美国联邦政府早期通过大最资金投入，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极大促进了硅谷的科技创新。具体体现在，1933年，美国海军在旧金山湾区修建了莫菲特机场和NAS基地，并向硅谷的大学签订了海上无线电技术研究合同，提供大量经费用于军事科技研发。这为硅谷的无线电通讯技术和电子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持，并为未来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基础。1941年，为了协调全国力量协助军方进行科研工作，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科研发展办公室。该办公室直接向大学拨款，并在科研方向上进行干预，开创了科技成果转化直接应用于国家需求的新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创新效率。同时，政府还向硅谷周边企业签订了国防合同、采购军用产品，帮助硅谷的初创企业获得了研发资金，使其能够迅速将技术转化为军事产品，推动了硅谷的国防电子产业发展。例如，仙童公司获得了政府订单，成功研发并生产了硅晶体管，推动了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国防部的购买芯片数量占到硅谷产量的45%;1956年，美国电子设备销售额过30亿美元，其中一半是军购。在硅谷诞生初期，国防电子技术成为其发展的主导产业，政府投资和军工项目是重要推动力。

3.风投创投生态为企业发展提供系统支持

风投产业是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推动力量，其作用体现在资金支持、资源整合、治理参与以及长期生态培育等多个方面。1946年,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RD)率先引入“小企业投资公司’制度，通过每1美元私人资金配套3美元政府贷款，开启了现代风投制度雏形。进入20世纪60年代，风险投资重心由纽约和波士顿向硅谷转移，诞生了如戴维斯-洛克公司、梅菲尔德公司等风投机构，重点投资半导体、新兴高科技企业。1970年代，红杉资本、凯鹏华盈(KPCB)等风投巨头相继成立并迅速崛起。其中，唐·瓦伦丁创立红杉资本后，围绕计算机产业链广泛布局，仅700万美元投资带来超2亿美元回报;KPCB以技术整合策略联动投资网景、亚马逊等公司，形成了互为资源共享的创新网络。

(二)芝加哥:制造业之都向现代服务业的华丽转身

工业化黄金时代，芝加哥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之都，钢铁、机械、包装、印刷、食品加工等行业发达，曾拥有世界最大的牲畜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厂。20世纪中期，芝加哥都会区(含郊县)制造业就业人数接近100万人，制造业的繁荣使得芝加哥其一度成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20世纪下半叶“去工业化浪潮”背景下芝加哥发展面临压力，芝加哥通过充分利用交通和商贸金融优势、产业多元化战略、公私合作与人力资本提升等举措最终实现经济向现代服务业的华丽转型，斩获世界金融与期货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信息技术中心、节日之城等诸多称号。

1.依托交通和商贸金融优势向现代服务业转型

交通和商贸金融优势是20世纪下半叶芝加哥确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重要基础。首先是密集铁路网助力芝加哥成为全美物流核心。芝加哥位于北美大陆的中心，密歇根湖与密西西比河水系的交汇处，这一地理优势使其成为美国内陆运输网络的天然枢纽。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起，铁路网络的密集建设将芝加哥推向了全美物流体系的核心地位。作为连接东部工业区与中西部农业带的“大陆十字路口”，芝加哥不仅承担了小麦、玉米等农产品的集散任务，更通过铁路干线将工业品反向输送至内陆腹地。这种双向流通机制，使得芝加哥逐渐从单纯的货物中转站演变为资源定价与分配的中心，为后续衍生品市场的诞生埋下伏笔。

其次是奥黑尔国际机场提升了芝加哥的航空运输优势。20世纪50年代，航空运输的起开启了芝加哥交通体系的第二次革命。奥黑尔国际机场(O'Hare)的扩建工程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作为美国首批综合性航空枢纽，奥黑尔机场通过增加跑道数量、扩建货运区容量，成功应对了战后喷气式客机普及带来的运力挑战。机场周边形成的临空经济带，吸引了航空制造、精密仪器维修等高附加值产业，进一步强化了芝加哥作为多式联运枢纽的功能。铁路与航空的协同效应，使得芝加哥在 20世纪中后期形成了“地面-空中”立体交通网络，为产业转型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撑。20世纪中后期以来，奥黑尔国际机场成为了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枢纽之一，通过其战略性扩建和“客货双枢纽”功能,成为连接北美内陆与全球市场的核心节点,奠定了其现代国际航空物流网络的标杆地位。

2.推行产业多元化战略提升经济韧性

进行产业多元化布局是芝加哥转型的另一重要经验。一方面是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没有放弃传统优势产业如制造业，而是推动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比如1984年，芝加哥市长哈罗德华盛顿推动实施《芝加哥共同奋斗:1984年发展计划》，旨在通过多方协作解决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社区衰败问题。在计划的五大核心目标中有一项便是通过定向商业投资(如小额贷款、产业园区开发)、本地优先采购(60%市政采购转向本地企业)、技能培训(年培训1.2万人)和基建项目创造直接/间接就业超2.5万个岗位并重点扶持钢铁、服装等传统产业转型。对于原来的工业区芝加哥也注重其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转型升级。1992年，芝加哥市政府发放16亿美元债券专用于基础设施改善，其中五千万美元集中在工业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改建，并在两年后出台《典型工业区计划》，对符合“安全、便捷、富竞争性、管理优良、具有吸引力”五个条件的地区资助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美元，帮助当地开展工业区建设、组织企业共享资源和相关合作、工人技能培训等工作，为企业投资发展创造环境，助力工业区发展。

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1958年，芝加哥市长组织社会上的各方精英制定出台《芝加哥中心区发展计划》，具体措施包括:1)改善交通与基础设施;2)改造公共设施，优化政府服务可达性:3)在铁路旧址规划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并结合文化设施打造教育枢纽;4)拆除贫民窟，新建5万户混合收入住宅，保留近北区历史社区，配套商业与公共空间，强化社区稳定性;5)湖滨与休闲。开发湖滨沙滩、改造格兰特公园，提升市民休闲体验;6)实施与预算。总投资15亿美元，分22年推进，强调公私合作与分阶段开发，目标是提升经济活力、市民福祉及城市形象。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政府进一步确定并贯彻执行“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多元化经济”的发展目标,包括充分发挥与加强芝加哥传统的金融贸易中心地位，大力发展商业贸易、金融业、会议展览及旅游业等，使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为了发展新产业，芝加哥还成立了招商局，专门负责招商引资。并从多方面入手，改善芝加哥的投资环境，增加其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吸引了一大批世界知名企业的全球总部进驻芝加哥。

积极的产业多元化策略成效明显。芝加哥并未像其他大多数旧工业城市一样沦为铁锈带的一部分，而一跃成为了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和国际信息技术中心。2023年芝加哥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948亿美元，排名全美第三名。并且有 Archer Daniels Midland、Conagra Brand、Exelon、麦当劳、摩托罗拉等多家世界前500强巨头总部落户。在科创企业培育方面，2021年拥有超过十五家在软件和 TMT垂直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健康科技和供应链科技领域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科技初创企业。芝加哥整体的产业结构也从上个世纪中叶以制造业为支柱转变为生命科学、贸易运输、金融为主,多种产业平衡增长的形态。以从业人数占比为度量标准，2024年，芝加哥各产业占比最高均不超过 20%，体现出制造业为根基、服务业赋能、科技创新驱动的均衡发展模式。在2021年穆迪产业多样性指数评选中，芝加哥也以0.83的最高分数居于美国城市榜道。

3.积极开展公私合作助力城市转型

在芝加哥的转型进程中,“公私合作”机制在补充资金、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芝加哥时任市长和工商界领袖共同推动成立了非营利性机构芝加哥招商局(World BusinessChicago，WBC)。该机构理事会由多名著名的工商领袖构成，主要任务是协助芝加哥进行招商引资、同时作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听取企业建议。目前该机构的职能已经扩展至提升城市科研能力，实施经济增长与就业等有关项目。1998年的“千禧公园”建设项目，芝加哥市政府先后通过发行停车收入债券、和消费品巨头 SaraLee Corp.合作筹款、分配税收增量融资(TIF)资金、与摩根士丹利达成租赁协议等方式，共花费公共资金2.7亿美元、私人资金2.2亿美元建成了这一美国最热门的旅游景点，年均吸引2000万游客，且年均举办200余场文化活动，带动周边地产价值上涨并以及超过10亿美元的住宅开发。私营企业在老旧社区改造中也发挥了较大作用，显著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与生活质量，并促进商业发展和就业机会增加。

2019年芝加哥市政府发起“南部与西部社区投资计划(INVESTS/W)”社区改造计划，对城市西部和南部十个街区、十二条商业走廊进行融资和重新规划，旨在扭转这些街区几十年来投资不足的状况。项目在一年内就投入超过7000万美元的公共资金，并得到来自摩根大通、五三银行、BMO哈里斯和星巴克等私人投资方高达3亿美元的投资承诺。截至2021年，项目已经吸纳公共资金5.3亿美元、私人资金5.8亿美元，其中1.5亿美元投入到艺术设施、1.5亿美元投入到交通基础设施、1.1亿美元投入到公园和其他开放休闲空间、3000万美元投入到商业住宅，有效改善了社区面貌，并对北法恩德兰区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4.利用辖区内教育资源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服务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人力资本。芝加哥利用其教育和培训资源提升劳动力素质，支撑产业转型。数据显示，2016年芝加哥地区共有680所公立学校，394所私立学校，83所学院和88所图书馆，覆盖基础的职业训练和高等的科学、商贸、技术、文化和专业预科。此外还包括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等世界顶级高校，为本地金融、咨询、科研等行业提供了大批高素质人才。而为了进一步发挥地区教育资源，芝加哥市政府也和高校合作，鼓励大学与城市经济接轨，例如成立研究中心为市政决策提供咨询，引导高校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创业。同时，对职业技能教育和再培训的投入也有所加强。面对制造业工人失业潮，地方与联邦合作推出多种再就业培训计划，让工人掌握服务业所需技能(如物流管理、IT操作、医疗护理等)。芝加哥的社区学院体系亦调整课程设置，对接新兴行业的职业需求。2018年，洛杉矶市政府与芝加哥劳动力合作组织联合启动了《芝加哥编程》项目，通过持续12周的培训使参与者掌握编程技能，并提供4至12周的带薪实习机会，让参与者获得行业就职能力。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满足未来每年都将新增的大约5000个IT相关职位需求。通过教育与培训，芝加哥成功将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中。这既保证了服务业扩张所需的人才供应，也避免了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过多长期失业人口问题。

(三)以色列:政府引导基金驱动高科技产业腾飞

从影响产出的要素看，以色列面临土地不足、人口较少、资源有限等先天不足。目前以色列实际控制的领土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为1000万，境内矿产资源也较为乏。但尽管如此以色列却被公认为是创新型国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上，以色列常年稳定在全球前20名，其中2024年位居全球第15位，分项指标中风险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常年位居全球第一。每万人PCT专利申请量也持续高于美国(2023年以色列每万人PCT专利申请数是1.95件，美国为1.65件)。在电子技术、计算机软件、生物技术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以色列创新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高技术部门产出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2023年以色列高技术部门产出占GDP的比重达19.7%，高技术部门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52.9%。而在先天不利的背景下以色列在科技创新领域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则和较为成功的科技创新模式密不可分。

(四)日本:分层资金支持体系赋能中小企业与科创

作为全球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的典范，日本通过构建“融资担保-政策金融-财税激励”的分层资金支持体系，为中小企业发展与科技创新提供系统性的制度保障。信用保证协议与政策性金融公库的担保和再保险机制覆盖全国44%以上的中小企业，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政策银行体系通过超13万亿元的战略资金池推动氢能、数字化等国家战略技术产业化落地。联合研发税收抵免和动态调整机制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助力九州半导体集群等战略性产业集群在全球范围内也具备一定竞争力。日本的分层资金支持体系不仅赋能国内中小企业贡献了56%的增加值和70%的就业岗位，更助力培育出76家国内中小企业入选了被称为“隐形冠军”的2020年日本全球利基100强体现出制度性支持对科创企业培育的重要作用。

破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密码:产业为基，四链同创

(一)以产业链为基础开展四链同创

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并重。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还是以产业尤其是实体产业发展为基础，以实现生产力的高质最发展为最终目标。而如何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结合报告上述国内外典型实践的经验，核心要义是以产业链为基础，系统布局创新链、人才链和资金链，推动实现四链融合发展。

实现四链融合发展，需要把握好两方面关系:一是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和资金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二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比如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看，报告上文谈到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换率相比其他国家还比较低，科技成果转化实际生产力的提升空间还较大。这要求一方面根据产业链发展的需求布局创新链,发挥产业需求和产业场景对创新的牵引作用,在解决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的同时推动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则是要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的引领作用,尤其是实现“0-1”的颠覆性创新,进而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比如合肥针对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专门设立科技成果转换专班，通过采取常态化登门的方式及时掌握高校科研机构可转化的科技成果，更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除把握好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的关系外，其他任意两个链条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需要统筹把握。

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四链融合不会自动实现，会存在各链条自身发展不足、链条间供需错配以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由此引致需要处理的第二个关系，即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做减法，将影响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流动、资金进出等方面不合理不必要的制度、规则进一步修改完善，切实激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杭州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通过设立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服务效率、多部门联合开展涉企检查以减少检查次数等方式为企业发展创造友好环境。另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做加法，在重大基础性研究，验证平台、中试平台等具备一定公共属性的平台搭建等方面积极布局,补位市场失灵的领域,推动四链有机融合。

(二)以主导产业为抓手布局产业链

一是因地制宜识别主导产业。按照相对地位，一个地区的产业可以分为主导产业、辅助产业和基础产业，其中主导产业往往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带动作用。因此布局产业链的过程中，需要优先识别并确定所需要发展的主导产业。在确定培育发展的重点产业时需要综合考虑产业的带动效应、经济与产业基础、产业发展阶段、市场规模、政策支持方向进行确定。主导产业的带动效应主要体现为前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效应以及旁侧效应。前向关联指的是主导产业通过产品或服务供给，推动下游产业发展。后向关联指的是主导产业通过需求拉动上游产业发展。旁侧效应指的是主导产业通过间接联系进而对区域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产生的影响。主导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以及旁侧效应越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则越强。经济和产业基础则重点考虑的是该产业是否在本地已经发展成一定的规模或者相比本地其他产业，该产业的发展更具有比较优势。如杭州在确定向电商产业转型、芝加哥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时均考虑到本地已经具备相应的基础或优势。产业的发展一般会经历萌芽期、过热期、验证放量期、稳健增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几个阶段。主导产业一般在处于成熟期之前进行选择，而处于稳健增长期之前的产业则可以作为潜在的主导产业进行培育。市场规模的大小决定了产业最终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上限，如果产业未来的市场规模较小，则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便有限，难以作为主导产业进行培育和发展。政策对产业的支持力度也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识别和发展主导产业时，更高层级的政策支持方向和力度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比如常州市在确定发展新能源产业时的宏观背景之一便是2008年之后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国家层面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国家层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表达出明确的支持态度。

二是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并识别重大产业机会、评估落地可能性。广义上的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和下游产业，在产业链的基础上一般会进一步延伸出价值链和供应链。实践经验表明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降低成本、促进创新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不仅有利于吸引其他企业的集聚，也可以增强本地经济发展的韧性。在识别并确立要发展的主导产业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梳理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产业，诊断出产业链的哪些环节还需要加强、补充和延展。接着，结合产业链地图，明确在哪些环节存在重大产业机会以及落地的可能性，通过本地培育、招商引资等方式引进项目，不断强链、补链。比如合肥在引入京东方时便充分考虑到波品显示屏在家电产业链中所具有的高附加值属性常州采取产业链思维，最终打造成为具有发电、储能、输送、应用、网联完整产业生态的新能源之都 。

需要指出的是因地制宜识别地区要发展的主导产业、构建完成产业链并识别重大产业机会仅仅依靠政府部门自身的力量往往是有限的，参考合肥的有益经验，如成立产业研究院，或与具有产业研究、区域经济研究等领域研究经验的金融机构等外部主体合作，可以更好辅助推进有关工作。

(三)以转化应用为导向布局创新链

科技创新成果只有产业化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为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构建从基础研究-概念验证-样品开发-中试熟化-规模量产的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为此需要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强资金支持等方式从源头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独立或联合进行科学技术尤其是关键共性技术的攻关，推动创新成果尤其是颠覆性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为产业创新提供源头的技术供给。比如硅谷斯坦福大学通过成立全球第一个大学主导的科技园区的方式推动高校科技创新成果和产业需求紧密融合。二是参考合肥的经验做法，通过建立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潜力、可行性等进行评估，以加快产业化进程。三是完善新产品新技术新场景的应用示范，比如常州政府部门加大对新能源首台套、首批次产品的采购。四是学习中科大赋权改革等有益经验做法，通过“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等方式激励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五是通过常态化上门拜访、举办对接会等方式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供给和需求的高效匹配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布局人才链

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且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是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关键。近年来各地通过生活补贴、居住补贴、科研补贴等方式相继开展了抢人大战，也说明人才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布局人才链，一是要根据本地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需要，梳理本地在人才总量、质量、结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明确自身的需求。二是对标先进地区有益经验做法，如杭州和常州，从生活、居住、科研、创业等方面制定系统性人才引进方案。在区域间人才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切实的资金支持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提升人才享受相关人才补贴的便利性。三是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通过人才飞地、候鸟专家、校企联合培养、人才贷等方式开展外部人才引进和本地人才自主培育工作。四是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可学习杭州和谷的经验做法，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对创业失败者提供经济支持和风险分担，在全社会宣传等方式营造宽容失败的氛围，从而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

(五)以全生命周期为原则布局资金链

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均需要资金的支持。但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的阶段差异对资金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如从资金成本的角度看，企业面临资金需求时，一般会遵循企业内部资金、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的先后顺序。而从企业成长的周期看,初创期企业更加需要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更加需要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融资。科技创新领域，基础研究由于公益性和回报周期长等属性，更多依赖财政资金和社会捐赠。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阶段则更加适配风险投资和银行资本的介入。因此布局资金链需要围绕产业链、创新链进行全生命周期且差异化的布局。在此过程中可以积极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比如可参考学习合肥以国资引领投融资，创新投融资运行模式，最终形成“募-投-管-退”资金闭环的经验做法，以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以色列则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吸引国际著名风投创投机构以支持本地科创企业发展。日本通过融资担保-政策金融-财税激励的分层资金支持体系助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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