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人工智能战略与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数字政府基础与战略导向

丹麦发展人工智能的核心优势并非源于拥有超大规模市场或全球领先的基础模型企业，而是建立在长期积累的数字政府能力之上。过去二十多年间，丹麦中央政府、市镇和大区通过多轮联合数字战略，构建了共同身份认证、数字邮政、公共门户及跨部门数字架构。这种国家、地方和地区共同投资、共享组件、统一标准的治理传统，形成了MitID、Digital Post和borger.dk等关键基础设施。这些设施使得公民、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大量互动实现在线化，为数据、身份、授权和安全机制在更大范围部署人工智能提供了必要条件。经合组织最新评估显示，丹麦在“政府即平台”、“数字化设计”及“数据驱动型公共部门”等维度均高于平均水平，其数字政府指数位居成员国前列。面对人口老龄化、医疗养老人力紧张及行政负担加重等挑战，丹麦将人工智能视为数字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主线聚焦于利用技术释放劳动力时间，同时强调技术扩散必须以权利、透明和责任为边界。

责任型扩散体系框架

丹麦政府确立了以公民基本权利、企业竞争力和公共部门领先为核心的三项指导原则，并配套四项具体举措构建责任型人工智能基础。三项原则分别对应社会信任、经济竞争力和公共价值，表明丹麦并未将治理与创新割裂，而是将可信使用视为大规模采用的前提。四项举措包括：设立公共部门人工智能数字任务组，负责跨层级推广成熟方案；建立社会人工智能中心，连接大学研究、伦理和应用咨询；搭建安全透明的丹麦语模型平台，提供可控的专业模型基础；实施开放文本数据计划，将档案馆、图书馆等公共语料转化为可训练资源。这一框架依托既有联合数字治理机制分工协作，中央政府提供法律与资金，地方政府提供服务场景，高校承担研究与算力支持，数字化署与数据保护局提供合规指导，形成多方协同的生态体系。

本土语境与数据能力建设

语言资源是丹麦战略中极具小国特色的部分。鉴于全球大模型主要基于英语语料训练，可能在丹麦语、公共行政术语及法律规范方面表现不稳定，丹麦不追求复制通用超大模型，而是建设规模较小、任务明确的丹麦语模型。通过丹麦基础模型合作推进，这些模型以开放方式供公共机构和企业开发，重点应用于医疗记录、公共咨询及行政处理等领域。同时，国家档案馆、皇家图书馆和议会的文本将被标准化并开放，建立可检索、机器可读且权属清晰的语料基础。这种“最低充分数字主权”路径，使丹麦在保留本地控制的同时，仍能利用国际模型、云和芯片，确保外部技术在丹麦法律和 cultural 语境中稳定运行。

公共部门规模化应用转型

公共部门作为丹麦战略的锚定采用者，正从分散试点转向跨层级规模化应用。早期应用已覆盖乳腺癌筛查、急救电话心脏骤停识别、家庭护理语音记录等场景，旨在减少文书协调时间，提升服务质量。2025年发布的任务组愿景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在至少80%的公共机构适宜场景中使用，到2035年释放至少5000万小时工作量，相当于3万个全职岗位。任务组采取“先成熟、后复杂”的扩散顺序，优先处理文档处理、资源优化等行政任务，随后逐步进入高风险领域。规模化的关键在于建立共同前提，处理法律授权、云使用及数据标准等问题，并通过重新设计流程、责任和岗位分工，将技术节省转化为公共价值，避免仅在原流程上叠加工具导致的效率瓶颈。

产业生态补强与国际协同

尽管丹麦企业人工智能采用率处于欧洲前列，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中小企业面临数据不足、人才短缺及解决方案难评估等挑战。为此，社会人工智能中心被设计为研究与实践的单一入口，提供涵盖技术、伦理和社会因素的咨询。在科研与算力方面，Gefion超级计算机的投入运行为生命科学、绿色转型等领域提供了本地算力支持，弥补了小国在硬件资源上的不足。此外，丹麦深刻认识到单一小国难以独立提供完整的技术栈，因此将欧盟视为产业能力和治理能力的放大器。通过参与欧洲高性能计算联合事业、语言技术联盟及人工智能工厂，丹麦借助区域规模弥补资源边界，确保欧洲小语种和公共法律语境在模型生态中得到表达，并在国际层面推动风险导向、以人为本的治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