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发展条件变化呈现怎样的的常态？

优势与约束并存的新常态。

1. 人口结构：总量拐点与老龄化深化的长远影响

中国劳动力人口于 2015 年见顶（7.8 亿人），“十四五”期间，截至 2024 年末，中国劳动力人口保持在 7.6 亿人—7.8 亿人区间。与东南亚地区相比， “十四五”期间，中国劳动力供给优势逐渐被超越。截至 2024 年末，印尼、 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出海”热 点国家劳动力人口合计已 9.3 亿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渐从以劳 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技术密集型、创新驱动型为主导的方向转变，劳 动力拐点是推动因素之一。

劳动力总量拐点有两大推动因素。一是新生人口端，生育率下滑速度较 快、幅度较大。2015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 1.7%，2020 年为 1.2%，2023 年为 1.0%。与此同时，以“低生育”著称的日本总和生育率 2020 年为 1.3%， 2023 年为 1.2%。二是老龄人口端，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居民预期寿命持 续提高，由 2010 年的 75.7 岁上升至 2023 年的 78.0 岁。

总量拐点的背后是人口结构老龄化造成的影响。一是中国老龄人口抚 养比从 2010 年的 11.9%、2020 年的 19.7%上升至 2023 年的 22.6%，可能将 加重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对中、青年人群消费也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二 是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截至 2024 年末达到 15.6%。相比 15—64 岁间的中、青年人群，老龄人群消费倾向较低。在此背景下， 针对 “一老一小”问题，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发展银发经济。

2. 要素成本：传统优势减弱与人力资本“新红利”的创造

人口结构转型推动经济资源禀赋的变化，进一步反映在人力资本和工 程师“新红利”替代劳动力成本红利。 近年来，中国企业用工成本上升较快。“十四五”期间，截至 2024 年 末，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工资增速保持在 4.4%—10.4%之间，基础性岗位 就业如设备操作就业人员工资增速保持在 3.9%—9.4%。“十四五”期间，农 村劳工劳动力供给企业增速低于劳动力成本增速（见下图）。“十四五”期间， 农村外出劳工劳动力人数相对稳定，而 2020 年 6 月—2025 年 6 月农村外出 劳工劳动力月均收入累计增长了 36.2%。

中国劳动力发展格局正从“规模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与劳动 力规模—成本红利下降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力资本红利开始展现。“十四五” 期间，中国人力资本发展迅速接近发达国家，截至 2024 年，中国人力资本 指数与美国的差距仅有 0.09，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相比，中国人力资本存在 显著优势。人力资本上升带来的是劳动效率的提高。截至 2024 年，中国全 员劳动生产已达 17.4 万元/人，2021 年—2024 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年 增速保持在 4.2%—8.7%之间，累计增长 15.9%。

人力资本上升的推动因素是中国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截至 2023 年，研 究生/本科学历占就业人员比重达到了 1.4%/11.8%，较 2020 年上升 0.3/2.1 个百分点。受教育水平在各个年龄段就业人员中的比例均有所提高（见下 图），其中，2020 年—2023 年，25—29 岁就业人员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提高 了 1.0 个百分点，20—24 岁就业人员中大学本科学历占比提高了 6.0 个百分 点，大学本科学历在 25—29 岁就业人员中的占比已高达 25.7%。人力资本 红利的另一大表现是中国的“工程师新红利”开始凸显。相较于 2005 年， 中国理工科毕业生占适龄人口的比重增长了 86%。

3. 市场空间：超大规模市场从“量的扩张”到“质的升级”

过去，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扩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但是 “十四五”期间，消费高质量发展已潜移默化地取代了投资，成为了中国经 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从 GDP 增长贡献率来看，2021 年—2024 年，消费的 GDP 贡献率比投资的 GDP 贡献率分别高出 40.40%、12.20%、59.80%、 19.30%；从对 GDP 增长的拉动来看，2021 年—2024 年，消费比投资的拉 动幅度分别高出 3.48 个百分点、0.38 个百分点、3.23 个百分点、0.90 个百 分点。

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展望未来，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需注重激发内需消费潜力，可能有三大潜在发力点。一是将高储蓄率转 化为消费率。尽管资本形成对 GDP 增长的拉动趋低，但是“十四五”期间 国内储蓄仍保持在 43.2%—45.5%左右的高位，明显高于资本形成对 GDP 增 长的贡献率 19.7%—37.1%。二是农村消费、县域经济大有潜力。“十四五” 期间，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从农村收入、支出 水平来看，与城镇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2020 年—2024 年，农村收入/城镇 收入比例从 0.39 提高至 0.43，农村消费/城镇消费比例从 0.51 提高至 0.56， 均创下高值。三是优化产品供给和支出结构，激发城镇消费潜力。从 2024 年城镇居民家庭的支出结构来看，前三大支出品类是食品（28.8%）、居住 （23.2%）、交通通信（14.1%），主要为生活刚性支出。而从城镇居民支出意 愿问卷情况（2024 年 4 季度）来看，前五大意愿支出品类是医疗保健（19%）、 教育（19%）、旅游（16%）、社交文化和娱乐（15%）、大额商品（12%）， 健康类与娱乐类等非必要性支出较多。

4. 技术基础：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的挑战

中国在技术竞争上已初步具备了“并跑领跑”能力。从研发专利数据来 看，一是截至 2022 年，中国研发支出强度已达 2.6%，超过了法国的 2.2%， 与美国的 3.6%仅有 1 个百分点的差距；二是中国高技术产品具有国际竞争 力。2024 年中国 PCT 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 25.6%，已超过了美、日、德、 法等国。从产品技术的国际竞争力来看，2023 年中国高技术产品 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例达到了 26.6%，超过了法国（23.7%）、美国 （21.8%）、日本（17.1%）、德国（17.9%）。

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各有优势，可能将进一步逐鹿人工智能、下一代低 轨卫星互联网和生物医药领域。根据 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 的 报告，中国的优势领域是先进电池、5G、商业无人机和高端制造，美国的 优势领域是互联网平台（例如社交媒体、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半导体、合 成生物学、核聚变能源、量子计算，但是美国在互联网平台、核聚变能源、 量子计算领域的优势正在缩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下一代低轨卫星互联 网和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将是两国未来竞争的焦点。

5. 动能转换：新、旧动能“交接棒”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 城市工作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特色发展、更 加注重治理投入、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从数据来看，2024 年末，中国城镇 人口占比达到了 65.5%，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在此背景下，2020 年—2024 年，与城镇化相关的房地产业占 GDP 比重由 8.3%下降至 6.3%。而另一方 面，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新动能占 GDP 的比重分别从 3.8%上升至 4.7%、从 3.3%上升至 4.2%。与此同时，新质生 产力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 2024 年达到了 18.0%；数字化发展成为 经济“底色”，2020 年—2023 年，数字经济规模保持 7%以上的增长，占 GDP 比重已达到了 42.8%，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达到了 10.8%、25.0%、45.6%。总的来看，“新动能”接棒“旧动能”的特点有望在“十五五”期间 进一步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