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面临什么难题？

当前我 国绿色金融发展仍面临五大难题。

1.绿色价格市场化机制尚未形成，市场配置功能不突出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在绿色信贷利率、绿色债券发行利率、碳价 格机制等方面取得快速发展，但整体来看仍呈现出行政引导定价较强、市场化价格机 制相对不足等挑战。据联合国的测算，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全球需要的总投 资规模近 100 万亿美元，按照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约 30%计算，我国实现 双碳目标所需要的总资金或将达到 30 万亿美元（或 200 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未 来我国每年将在“双碳”领域平均投资 6 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财政资金引导只能解决 其中一小部分的投资规模，绿色投资中绝大部分需要靠社会资金来支持。巨大的绿色 投资资金需求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引导，来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具体来看，当前绿 色价格市场化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绿色信贷成本没有明显优势，市场尚未给予绿色资产足够的溢价。近年来， 为推进绿色转型发展，央行先后出台了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 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总规模达到数千亿元，推动商业银行大规模向企业发 放碳减排贷款。通过这些工具，央行为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信贷资金，例如碳减排支 持工具按照贷款本金的 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仅为 1.75%。在政策支持下，绿色 信贷仍然没有展现明显的低成本优势。在商业银行贷款中，低耗能行业贷款较高耗能 行业贷款没有明显的利率优势，例如麦肯锡研究1发现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中，水利环 境业贷款在不良率远低于采矿业贷款的情况下，平均信贷成本（以商业银行在该行业 的平均资本回报率计量）却高于采矿业。这说明从行业信贷利率差异的角度来看，绿 色信贷利率优势尚不明显。同时，当前优质小微企业获得的利率仍然比大型企业更高， 央行公开数据显示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仍接近 5%，而高耗能大 型国企往往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且在信贷条件上可享受基准利率甚至下浮的优惠。 这说明企业的绿色价值在商业银行发放贷款过程中，尚未成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绿色债券享受的估值溢价并不明显。我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公司债的 “绿色”属性对其发行利差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发行利差，解释变量是债券是否属 于绿色债券（虚拟变量），控制变量是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发行人前一年 ROA、 发行人前一年权益乘数、发行人是否属于 AAA 评级（虚拟变量）和债项是否属于 AAA 评级（虚拟变量）。我们选择绿色债券开始大量发行的 2019 年为样本起始时间，研 究 2019-2023 年中每一年债券发行利差的具体情况。剔除数据不完整的债券之后， 5 年间进入我们样本的新发行公司债分别有 802 只、1100 只、2851 只、3207 只、 4802 只，其中绿色债券分别有 48 只、77 只、128 只、167 只、209 只。回归结果 显示，是否属于绿色债券对降低公司债的发行利差没有显著作用，公司债发行利差更 多受发行规模、发行期限以及发行人的基本面因素影响，其中发行人是否属于 AAA 评级以及债项是否属于 AAA 评级对公司债发行利差影响最为明显。这反映了我国公 司债投资者更多关注发行人基本面情况，特别是受外部评级影响较大，而对债券的“绿 色”属性给予的溢价不高。影响绿色债券溢价形成的原因可能包括绿色债券评估认证 公信力较低，认证机构的认证评估依据存在差异，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评估认证结 果难以比较，加之绿色债券针对绿色项目的信息披露质量整体偏低，导致我国绿色债 券市场或许存在“漂绿”现象，进而引发投资者逆向选择，也可能包括我国投资者还 未充分形成绿色投资理念，暂时不认可绿色投资逻辑。

三是 ESG 投资策略的超额收益效应不显著。从近年来 ESG 投资基金收益情况来 看，其超额收益率不稳定，2023 年 671 只 ESG 投资基金中仅 301 只基金年度净值 增长率超越基准收益率，年内周度净值增长率超越基准收益的频率达到 50%的也只 有 308 家。绿色投资策略无法取得较为稳定的超额收益不利于形成推动资金进一步 流入绿色金融领域的正向循环。

四是碳市场定价机制不完善，碳价格对推动企业减排和绿色转型的引导效应不突 出。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基本稳定，仅在履约清缴期交易量呈现较大波动。从地 方碳市场看，不同地区 CCER 价格呈现较大差异，部分地区碳价格明显高于全国市场。 由于当前我国碳排量指标的发放相对宽松，市场碳价格难以发挥引导效应。随着 CCER 重启并纳入全国碳排放权市场，以及碳期货等基础产品的进一步丰富，后续更 好发挥碳价发现和调节功能值得期待。

2.绿色数据获取难度大，绿色投资及评价缺乏数据基础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面临突出的数据短缺及数据获取难度大等问题，基础数 据的缺失使得绿色投资、绿色评价都缺乏客观的数据基础。引致绿色数据不足的因素 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企业主体对绿色转型的共识还不高。尽管受双碳目标及部分外部考核约束 影响，近年来绝大多数都开展注重绿色发展，但受制于共识不高、企业数字化程度不 够等因素，企业难以对生产活动中的绿色活动进行有效的记录，难以形成全面的企业 绿色经营数据。尽管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对企业绿色转型加大了信息披露，但多数以定性描述为主，定量的绿色数据披露仍然 较少。

其二，绿色数据采集及披露标准不明确、不统一。当前部分大型龙头企业在积极 探索企业生产活动的全过程绿色化管理，在数字赋能的基础上，在碳排放、碳足迹等 数据采集及整理上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尝试。但受制于绿色数据采集标准的不明确以 及境内外相应标准的不统一，部分企业披露的绿色数据，市场认可度不高。近年来央 行先后发布了《绿色金融相关环境数据标准》，正在积极推进《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 指南》《金融业务碳核算技术指南》等多项国家标准，在相关标准体系尚未出台前， 企业绿色数据的采集、披露及使用均面临较大障碍。

其三，绿色数据采集及披露成本较高。近年来市场上先后涌现出一批第三方机构， 专门为企业提供绿色数据披露服务，但其服务收费较高，除基础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需要费用之外，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碳核算一般均产生额外费用，对中小企业压力较 大，较高的披露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企业披露绿色数据的意愿。从现状来看，当前第三方专业机构在企业上市和发债环节中扮演的角色较低，大多数企业债发行过程 中没有绿色债券认证机构参与，截至 2024 年 1 月末 340 只绿色公司债和 345 只绿 色企业债中仅有 141 只和 14 只受到绿色债券认证机构的认证。且当前绿债认证机构 多由会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中心和各类咨询机构兼任，并非专门的环境评估机构。相 关评估机构执业能力良莠不齐，不同执业人员、不同监管部门对资产评估执业的技术 口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相关评估机构质量控制尺度差异较大。

3.基础标准体系建设任重道远，标准一致性面临挑战

近年来央行持续完善绿色金融领域相关标准建设，但目前在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标 准、绿色金融统计及绿色金融风险标准上还相对不足，并且如何推进国内标准与国际 标准接轨也是现实问题。2023 年欧盟碳关税落地，绿色金融正逐步成为全球经贸规 则中的一部分，也将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 设上还任重道远。

一是绿色金融的定义和标准不够明确，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念尚未形成。从境 内外绿色项目分类标准来看，虽然仍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方向是趋同。在发展中， 我国亟需明确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碳金融的定义范围，明确碳核算及环境信息披露 的标准，更好推进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的地区选择合适的绿色金融工具进行发展。 同时，在相关定义和标准界定上，我们一方面要注重与国际惯例的相向而行，另一方 面也要立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实体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实际需求和绿色金融参 与者的特点，持续完善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标准体系以及相应的绿色金融标准，支持中 国特色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的建设。

二是绿色标准的立法和规范建设亟需加速。目前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立法、 发布规范性文件等方式来确立绿色金融的强制性标准。当前我国绿色标准的制定及实 施主要以自愿性与强制性标准并行的方式为主，标准由央行来统一制定，但执行过程 中企业的自主自愿性成分不高。以 ESG 报告为例，当前 A 股上市公司中，发布年度 ESG 报告的公司占比仅略超 30%。已有的法律规范中缺乏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责 任追究与惩罚手段，大部分还停留在警告性、建议性阶段。

三是在积极推进绿色金融标准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力量。绿色金 融标准的制定不仅需要金融监管部门自上而下的推进，更需要发挥市场专业机构的力 量自下而上的推动。从境外市场的发展经验看，以 Bloomberg 为代表的机构在绿色 指数标准、绿色信息标准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也要充分 发挥证券研究机构、数据咨询商、指数机构等专业机构的力量，加快建设市场化的绿 色金融标准体系。

4. 绿色产品体系不够丰富，金融工具相对有限

近年来我国绿色产品体系日渐丰富，各类绿色金融服务有所深化，但在绿色产品 的丰富度及适配性上仍相对不足，绿色产品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也有待提升。 一是直接绿色融资产品相对不足，对高研发投入及部分新兴领域绿色转型的支持 相对不够。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由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主导，绿色信 贷余额和绿色债券余额已分别位列全球第一和第二，但符合绿色项目投入大、周期长 特征的绿色股权投资和基金投资方面仍处于发展初期。对于绿色转型处于关键阶段、 对长期资金需求较大的企业而言，难以获得股权类资金是转型中的最大痛点。 二是绿色金融基础产品相对匮乏，产品丰富度有待提升。目前除了基础的信贷、 股债及保险产品外，我国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碳期货、碳期权及其它衍生品供给明 显不足。基础产品体系的匮乏在很大程度制约了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工具在降低企 业绿色转型风险上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出来。 三是特色化绿色产品供给相对不足。前我国标准化绿色金融产品快速发展，但是 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项目设计的个性化产品仍存在欠缺。例如针对绿色产 业中小企业抵押担保物价值相对不足问题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或是针对企业绿色转型 过程中风险不可控问题提供绿色金融衍生品服务。另外，当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参与主 体以大型企业为主，针对个人、家庭的绿色金融产品较少，如何通过绿色金融产品的 丰富来推进社会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推进全社会绿色转型也是重点问题。

5. 区域间绿色金融发展差异大，政策适配性有待提升

我国生态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分布均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这要求在构建全国统一 碳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区域差异性，形成差异化、协同化绿色金融发展格局。当前 我国不同地区在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绿色转型上的差异性政策还不突出，政策的适配 性还有待提升。 要从区域生态资源及产业结构出发，引导地区制定差异性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 2023 年自然资源部印发《中国陆域生态基础分区（试行）》，将我国陆域生态系统 分为 6 个一级生态区、47 个二级生态区、233 个三级生态区。部分区域不仅有充沛 的生态资源，还有区域碳市场等绿色金融改革试点经验，这些区域要深化改革创新， 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挥绿色金融在 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要引导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加大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绿色金融是全球课题，从《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从《京都协定书》到《巴黎协定》，一个国家绿色金融的 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参与国际合作的历史。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不仅需要国家层 面的规划和参与，还需要部分具有一定禀赋的区域发挥关键节点作用，例如新疆作为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可以加大与中亚国家、东欧国家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构建跨国 区域绿色金融合作机制。

要加大绿色金融规划与地区产业规划建的协调性，切实提升绿色金融对当地经济 发展的服务能力。地方政府要注重绿色金融发展及当地产业结构、产业转型之间的适 配性，根据不同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需要，提供差异化的绿色金融工具。对绿色溢价 低的行业以绿色信贷等间接融资工具为主，对绿色溢价高的行业要更多发挥绿色直接 融资工具的作用，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地方政府加大绿色招商， 积极发挥绿色工业园区的要素聚集功能和示范功能，推动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企业 集聚，助力园区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和绿色转型，大力推动低碳技术的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