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时代养老特征及产业展望分析

生育率及死亡率的低水平难以逆转，全球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养老需求将随之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出生 及死亡率双低的人口特质，也令养老的需求结构及供给模式出现变化。

1.老龄化时代的养老特征：需求分层化，供给规模化

需求分层化：老年人健康及经济水平提升，有效需求分层扩大

如前所述，老龄化通常伴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而产生。养老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养老概念中，老年 人的需求通常只被描述为最低的衣、食、住三个部分。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多样化： 一方面，更好的健康水平令老年人可消费的商品及服务愈发多样；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社会，老年人购买力的增加令老 年人购买其他商品及服务的能力提升，有效需求有所扩大。 健康预期寿命提升，养老潜在需求逐渐多样。预期寿命的提升，实际意味着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需求更加多样、所能承 担的职责更加丰富。例如，对于花甲之年的老人来说，更好的健康水平令他们可以外出旅游、延长工作年限、或居家抚养 孙子孙女等等，而非单纯地依赖子女进行生活。这也暗示着，传统意义上以“依赖”为特征的养老压力，其内涵也在不断 丰富。

经济水平发展、老年人健康水平提升，收入水平及职业生涯延长，令老年人购买能力提升，扩大养老有效需求范围。随着 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及经济发展，老年人的职业生涯有所延长、薪资水平也将有所上升。在不考虑家庭代际转移支付的 情况下，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购买能力也将逐渐提升。 在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老年人需要被迫参与劳动来保障自身生活，劳动参与率高但收入水平低，导致老年人购买力水 平较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当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老年人将逐渐不再需要被迫参与劳动，收入水平提 升但劳动参与率下降、职业生涯长度收缩，购买力有所提升但幅度受限；当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老年人不仅拥有 更好的健康水平，还更容易获取工作岗位，劳动参与率上涨（尽管可能是被迫的）、职业生涯延长，收入水平也相对较好， 购买能力将会显著提升，从而能够更好满足自身多元化的养老需求，甚至出现向下一代的资金转移。

我们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将典型的老年人需求与其所面临的挑战整理如下。其中，基础的生理及安全需求的总量受 老年人口数量提升不断扩大；而更高层次的社交、尊重及自我实现需求则因老年人经济及健康条件的改善从无至有。养老 需求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化、分层化。

供给规模化：养老场景逐渐多元，服务供给专业化规模化

我们通常使用抚养比，即老年及青少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来描述抚养压力。在传统社会，家庭养老模式为主流。 虽然子女数量多、青少年抚养比高，劳动适龄人口对子女的抚养压力大，但由于老龄化水平低、老年抚养比低，且老年人 劳动参与率高，劳动适龄人口对老年人的抚养压力较小，家庭养老模式可以运行，老年人的各类养老需求由家庭内部供给。

二战后人口阶段转换，青少年抚养压力下降，抵消了养老压力的上涨，家庭养老模式仍可维系。在人口转换第三阶段前期， 死亡率逐渐见底，出生率快速下降，青少年人口走低，以家庭或社会为单位的青少年抚养比逐渐下降，抵消了老年人口占 比提升导致的总抚养压力上升趋势。因此，即使在老龄化前期，家庭养老的模式仍然可以维系。 三阶段末期，青少年抚养压力见底，养老压力不断提升，家庭养老模式逐渐独木难支。进入三阶段末期，随着出生率见底， 青少年抚养比低位企稳，总抚养比逐渐由老年抚养比走势主导，老年人口占比的提升，重新带动全社会抚养压力走高，老 龄化的影响逐渐凸显，家庭养老模式需要被补充，老年人各类养老需求的供给，将向公共化及规模化转变。

除总量因素外，一些其他因素也导致家庭养老模式难以维系，如：第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在传统家庭中，养老的 资金支持主要由子女中的儿子承担，而养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由子女中的女儿承担。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女性劳动参与 率提升，家庭养老的资金支持增加但劳动力供给下降，导致家庭养老模式不易维持。如，美国的经验表明，若老年人有女儿的话，其进入养老院的概率会下降四分之一16。第二，护理的专业化需求增长。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的提升，对健康状况 的评估及慢性病照料的需求增长，子女通常无法很好胜任这一职责，必然将部分需求转移给专业化机构。此外，人口流动、 家庭结构变化、文化转变等等都会导致养老服务供给的规模化及专业化。

2. 中国的养老产业展望：抚养比峰值更高，产业侧重点不同

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当前的老龄化水平并不高。在联合国口径下，截至 2021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到 18.07%，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3.15%。在国家统计局口径下，截至 2022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9.8%，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14.9%。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发展养老需求的紧迫性更低。

当前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的老龄化特征有二：老龄化速度快、程度深，以及未富先老。那么，这两点对于养老产业发展意 味着什么？总结来看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老年抚养比增速更快、峰值更高，养老产业紧迫性更强。“老龄化速度快与程度深”，是指相对于部分发达国家而言， 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更快。长期来看，人口结构转变越快，则老龄化峰值越高、总抚养比波动越大。以世界银行收入标准 分组，人口结构转变较快的中、低收入国家及部分高收入国家（如日本、韩国等）的总抚养压力峰值，显著高于人口结构 转变较慢的发达国家。 短期来看，中国已经跨过总抚养比拐点，且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人群即将迎来集中退休，不考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变化 的情况下，总抚养压力将快速提升。未来 10 年之内，中国第二次婴儿潮人群将会迎来集中退休，中国家庭可能出现抚养压 力陡升的景象：第一波婴儿潮人口平均年龄仍低于其预期寿命，高龄老人大量存在；第二波婴儿潮人口已至退休年龄，退 休人口激增；第三、四波婴儿潮人口将承担巨大的养老压力，发展养老产业的紧迫性更强。

第二，养老产业的侧重点不同，发展空间不同。“未富先老”，是指相比部分老龄化水平相同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人均 收入水平更低。这意味着，相较于这些发达国家，中国的养老产业中低层次需求的占比将会更高。在前述的养老需求金字 塔中，生理及安全需求相关产业的市场占比可能更大，而更高层级需求相关产业的市场占比可能更小。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劳动适龄人口进入城市、老年人口大量滞留乡村，地理间隔也令家 庭及子女养老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进一步扩大了生理及安全养老需求的发展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