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对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下面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对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1.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的第一轮冲击会较为严重

从疫情对于社会和人民健康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中国将受到一轮很强 的冲击，但社会秩序仍然可控。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在奥密克戎病毒出现之后，几乎所有 国家都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疫情反弹，而且在此前防疫表现越好的国家在奥密克戎病毒出现之 后感染率的峰值越高。比如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奥密克戎病毒出现之前基本都能做到清零， 但奥密克戎病毒出现并且疫情防控政策放开之后，每百万人的感染数目远远超过美欧发达国 家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感染峰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群体免疫的国家，在疫情防控政策 放开之后所受到的第一波冲击是会相当大的。中国在 2022 年 11 月份之后防疫政策快速放开 后感染率的急速上升也验证了这一点。

更值得关注的数据是死亡率。由于各国对于新冠病毒致死率的统计标准并不一致，所以我们 选择了各国总人口的超额死亡率数据来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奥密克戎病毒出现之后，虽然 各国疫情都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反弹，但是大多数国家的动态的超额死亡率反而是下降的，反 映出奥密克戎病毒的致死率确实较此前的毒株更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奥密克戎病毒出现后 的动态超额死亡率有明显提升，和其它国家的情况不同。不过我们认为这并非说明奥密克戎 病毒对于东亚人种有特殊的影响，而是因为此前其它国家和地区已经经历过群体免疫，而东 亚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清零状态，基本没有超额死亡，在奥密克戎变种出现并且各国防疫政 策完全放开后，短期内病例数上升实在太快，导致超额死亡率也随之上升。

不过从 2020 年疫情爆发以来的累计超额死亡率数据来看，东亚国家和地区仍然是最低的。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累计超额死亡率在 5%-25%之间，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累计超额死亡率基本 不超过 10%。主要是因为此前毒性最强的原始毒株和德尔塔毒株基本没有冲击到东亚地区。 我们预计中国防疫政策放开之后的累计超额死亡率可能在 5%-10%之间，对应总人口死亡率 可能从此前的 7.18‰上升至 7.54‰-7.9‰之间。这一代价较为沉重，但和其它国家的累计超额 死亡率相比已经较低。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这样幅度的死亡率提升不会对社会秩序的 稳定产生明显影响。

2.第一轮疫情可能已经达到峰值

从疫情节奏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疫情的反弹可能已经达到峰值。根据其它国家的 经验，各国在奥密克戎病毒出现且防疫政策放开之后，往往会出现不止一轮的疫情反弹，但 是绝大多数国家第一轮疫情的日增病例数峰值是最高的，此后反弹的峰值都会逐渐下降。所 以我们认为防疫政策放开后第一轮疫情的冲击是最大的，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各国第一轮疫 情的日增病例数从底部到峰值通常需要 1-3 个月时间，具体的时长和各国疫情防控政策关系 较大。防控政策越宽松的国家，疫情达峰越快。

中国本轮疫情从 2022 年 10 月份开始反弹， 初期防控仍然较为严格，11 月下旬之后疫情防控政策放松的步伐较快，所以中国疫情“闯关” 的时间可能在 3 个月左右，即 2023 年 1 月份可能就是第一轮疫情的峰值。从部分重要的一二 线城市的地铁客运量数据来看，各大城市地铁客运量已经在 12 月份出现了拐点，反映出这些 地区的疫情达峰可能已经完成。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可能相对较慢，我们认为在春节前的大 规模人员流动的影响下，全国整体上的新增感染数应能在 1 月份达到峰值，此后逐渐回落。 所以，目前正是疫情对经济冲击最大的时期，在 1 月份之后，随着新增感染人数逐步减少， 社会人员流动和经济将会进入复苏期。此后虽然疫情可能会出现若干次的反复，但基准情形 下对于经济的冲击将会越来越弱。

3.疫后经济复苏值得期待

从疫后经济复苏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经济前景相对乐观。目前市场上对于疫情对未来经济 影响的分歧较大。乐观者，疫情防控政策解除之后，政府有更大的财力和精力来管理经济工 作；居民和企业的对于此前时常封城的不确定性的担忧能够消除，有助于预期的稳定；而且 疫情防控政策对于人员流动和消费场景的限制也会相应解除。

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释放经济活 力。但悲观者认为，疫情的“疤痕效应”可能仍然会比较明显，包括疫情蔓延对于居民外出 工作和消费意愿的影响、疫情反复对劳动力供给形成的冲击等。而且很重要的是，从很多海 外国家的经验来看，似乎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经济复苏的趋势也并不明显，反而很多指标是 下滑的。这些因素导致市场对疫后经济前景产生较多的担忧。当然，影响未来经济复苏的还 有其它很多因素，比如房地产周期的下行、居民疫情期间的收入下滑等，但这些并非疫情的 直接影响，我们在本小节中先讨论疫情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我们认为直接观察海外各国的生产、消费等经济数据并不能很好推断疫情的长期影响。当前 全球经济正处于下行周期之中，这主要是由于近两年来各国纷纷退出了宽松的宏观政策，并 且迅速转向收紧。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央行开启了几十年来最强力的加息周期。在这样的背 景下，全球经济无论是否受到疫情的“疤痕效应”的影响，各项经济数据必然表现不佳。所 以我们认为，简单地从其它国家生产、消费等经济数据表现的优劣并不能推断出疫情的长期 影响如何。若要衡量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应当寻找既能反映疫情影响、同时又能基本独 立于经济周期的指标。

我们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途径来分析这一问题。疫情对经济的需求端及供给端两方面都有相 应的冲击。在需求角度，我们认为疫情主要有两个影响渠道，一是防疫政策带来的封城使得 相关消费场景消失，同时防疫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居民收入预期不稳，消费意愿下降。

二 是疫情带来的恐惧情绪阻碍了居民外出消费的意愿。在疫情防控政策完全放开之后，实际上 第一个渠道已经不存在，所以疫情对于需求端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居民出行意愿的影响。 基于这一逻辑链条，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人员流动率来衡量疫情对各国需求端的影响。在供给角度，我们认为疫情也主要有两个影响渠道，一是疫情蔓延带来的恐惧情绪可能导致居民不 愿外出工作，退出劳动力市场。二是正在就业的工人也可能因为染病而无法正常到岗，影响 实际劳动力供给。对于第一个渠道，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劳动参与率的指标来衡量其影响；对 于第二个渠道我们可以观察工人平均工作时长或出勤天数的数据来分析。

最终我们选择了人员流动率、劳动参与率和平均工作时长三个指标来衡量防控政策放开后疫 情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三个指标可以比较精准地刻画出疫情的 影响；另一方面，这三个指标基本不受到经济周期本身的影响，短期内几乎只受到疫情的干 扰。我们认为对于分析疫情的长期影响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我们先来观察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各国人员流动恢复的情况，我们选取 Google Mobility 对于 各个国家不同场所的人员流动率与疫情之前相比的数据。其追踪的场景包括工作场所、车站、 娱乐场所、杂货店和药店、居住场所、以及公园。其中公园（Parks）的数据参考意义不大， 因为公园内人员流动率与节假日更相关。但是其它场所的数据的参考价值很强，谷歌的数据 质量也较高。

其次我们比较日韩的经验，这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日本人员流动状况恢复的并不 理想，但是韩国人员流动状况恢复的较好，已经基本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我们认为二者之 间的差异可能是疫情防控政策严格程度的不同导致的。以牛津大学编制的新冠疫情防控严格 指数来衡量，日本是此前除中国外主要国家之中防疫最为严格的，因而整体人员流动恢复的 状况也相对较差。而相比之下，韩国疫情防控政策则非常宽松，各场所的人员流动恢复的状 况也非常好。日韩的差异反映出日本人员流动恢复较差可能也并非疫情的长期影响，而是疫 情防控政策的影响。

总结各国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人员流动恢复情况的经验，我们认为疫情期间过量的财政补贴 和后疫情时代持续较为严格的防控政策可能是阻碍居民外出工作及日常出行的主要原因，除 此之外的其它国家的人员流动恢复状况普遍较好。中国在疫情期间没有推出非常强力的政策 刺激，而且目前疫情防控政策已经近乎全面放开。所以我们认为在疫情的第一波冲击过后， 中国境内及跨境的人员流动也将出现较好的恢复。

相应的，此前一直被压抑的总需求也会随 着人员流动的恢复而改善。 我们再来从供给端的角度观察疫情后各国劳动参与率的情况： 首先，从国家间对比来看，我们认为中国不易出现劳动力的长期短缺。疫情三年，至今为止， 只有美英等少数国家出现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其大量的财政补贴降低了 居民外出工作的意愿。而没有进行直接财政补贴、而是更加鼓励就业的欧元区的劳动参与率 早已创下历史新高。这反映出美英等国居民疫情后持续的劳动意愿的下降并非普遍现象。

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目前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均以恢复并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 平，这反映出儒家文化圈内居民参与劳动的意愿并未因为疫情的影响而长期低迷。民众的工 作意愿反而是在上升的。同时，与西方国家疫情后持续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不同，中国在疫情之中所受到的是通缩性冲 击，所以失业率持续走高，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在 2022 年中已经达到接近 20%的水平，现 在也处于历史高位。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意味着社会上有大量的闲散劳动力还未使用，而这 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冲疫情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

其次，从人口结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中国也不易出现长期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中国是典型 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大量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内工作，是城镇劳动力的重要来源。由于农民 工群体的流动性较强，所以受到疫情的影响也会更大。那么广大农民工群体在春节返乡之后， 是否会因为对疫情的恐惧而不再外出打工、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冲击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会有 短期的影响，但是不会长期化。

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疫情后人员流动恢复的状况更好。我们观 察 Google Mobility 中“工作场所”的人数，可以明显发现人均 GDP 越低的国家，疫后恢复的 程度越高。即穷人群体可能在疫后外出工作的意愿更强。全球各大洲均呈现这一规律，具有 普适性。而中国也属于人均 GDP 并不高的国家，尤其广大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农民工家庭在此前三年疫情中受到的冲击也较大。所以，参照全球各国的经验，我们认为在 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农民工群体外出工作、获取收入的迫切程度可能会强于其对于疫情的 恐惧。即农民工不外出工作的情况预计不会长期存在。而且，此前三年中由于疫情防控政策 的不确定性，外出务工人员减少很多，在未来疫情防控政策完全放开的背景下，可能会有更 多农民工回归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