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区域养老储备意识及行为偏差分析

华南地区人群对于养老的焦虑程度最高。

2022年，华东地区的城市中，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是44,652.8亿元，南京的地区生 产总值是16,907.9亿元，苏州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3,958.3亿元，无锡的地区生产总值是14,850.8亿元； 华南地区的城市中，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是32,387.7亿元，广州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8,839.0亿元，佛山 的地区生产总值是12,698.4亿元；华北地区的城市中，北京的地区生产总值是41,610.9亿元，天津的地 区生产总值是16,311.3亿元，石家庄的地区生产总值是7,100.6亿元；西南地区的城市中，成都的地区生 产总值是20,817.5亿元；华中地区的城市中，郑州的地区生产总值是12,934.7亿元，武汉的地区生产总 值是18,866.4亿元。在调研城市中，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的地区生产总值较高。

2022年，华东地区的城市中，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9,610元，南京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是69,039元，苏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0,819元，无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5,823元；华南 地区的城市中，深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2,718元，广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6,849元，佛山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是64,150元；华北地区的城市中，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7,415元，天津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是48,976元，石家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5,266元；在西南地区，成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7,948 元；在华中地区，郑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1,049元，武汉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3,804元。在调研城市 中，北京和华南、华东地区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

地区养老金规划需求差异：华南急迫，华东、西南地区需求平稳。 华南地区受访者普遍对自己和家人的养老资金规划表示“需要且比较紧急”，与之不同，华中与华北地 区的人群具有类似态度的比例明显下降；而华东和西南地区人群的态度位于两者之间。

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于养老储备的规划。华南地区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 民企、私企占比较高，民间经济较为活跃，人们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与此同时，也更期待优渥的养老 生活，因此，在意愿上、能力上，他们都更愿意了解、购买养老金融产品。与此同时，华南地区还有较大 的保险行业发展空间，人们对养老金规划的潜在需求较高。 华北地区在2020-2022年间的地区生产总值与个人可支配收入同样较高，但其寿险保险深度、保险密 度较高，国企、事业单位占比较高。国企、事业单位人群本身有较强的养老保障观念，也愿意了解多样性 的养老金融产品，但可能在迫切性上有一定回落。

单位性质也正影响着人们的养老需求与意识，在养老金规划方面表现出差异。在受访者中，华南地区在 外资企业工作的受访者更多，人群分布同时也影响了整体调研数据的呈现。相比之下，华中与华北地区 的外资企业受访者比例最低，而华东和西南地区则位于这两者之间，同样在养老储备规划上呈现程度 不一的差异。

华南和华东地区在2020-2022三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图表39）显著高于其他区域，进而孕育了更发达 的金融市场、产生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金融市场的多样性也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投资选 择。同时，稳定的职业带来稳定的收入状况也使人们有更自由的财富规划的基础。调查发现，这些地区 的人群普遍具备更丰富的投资经验，了解如何评估不同投资选项的风险和回报，因此，在对养老金融产 品投资收益的需求上，华南及华东市场有七成受访者对金融产品投资收益率有更明确的需求。 相比而言，华中地区的经济水平相对较低，人们更加注重家庭财富的保值，而对收益率本身没有特别明 确的需求。这同样反映了华中地区人群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较低，更趋向于选择相对稳健的投资选项。从 调研中看到，西南和华北地区对于自身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期望较高，在养老金融产品选 择上也更倾向于有一定基础收益率的保证。

华南地区人群对于养老的焦虑程度最高，因此，他们愿意在现期收入中将更多比例的收入投入养老储 备规划。较高的经济实力能够支持人们对未来养老生活更早做出规划、规划更多养老资金。（图表46、 图表47） 西南地区人群在对未来养老的担忧程度上同样展现出较高的水平，仅次于华南地区，（图表47），并有 15.6%的人群认为现在需要开始重点考虑自己和家人的养老资金规划。（图表43）同时，西南地区也有 较高比例人群认为有必要在资产配置中单独拿出部分用于养老“专款专用”，对未来养老生活的担忧带 来了西南地区人群养老储备意识的不断提高。

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华中地区人群平均收入水平相对有限，更倾向于将现期收入用于满足当下的生活 需求，在养老资金上的准备不如其他区域充分。另外，相比于其他地区的多样化金融产品选项和投资机 会，华中地区的人们面临着有限的产品选择和投资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目前投入养老金融产品 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