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典型的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 合一，居民与非居民账户相同，可直接向境内外支付或接受各种来源的资金，实现了全球最高水平的可自由兑换。
一、香港
上世纪 80 年代，香港以欧美消费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大 规模向珠三角转移，留在香港的是企业财务、市场拓展、贸易 安排、融资服务、广告设计等中后平台，香港码头、航运及机 场迅速发展，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转口港。各项转口港功能为 香港金融业带来不少业务机会。香港贸易业者充分利用全球商 业网络、宽松的金融环境及灵活的经营手法，大力发展离岸贸 易，离岸贸易规模逐渐超过了转口贸易，并带动了金融业蜕变， 形成了香港的离岸金融特色。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银行中心，全香港 164 家持牌银行中， 有 133 家是在境外注册。由于大部分银行的母公司分布于各国 际金融中心，香港具有开展离岸金融的优越条件。为更好地服 务于全球供应链，众多跨国公司将贸易结算、融资甚至企业内 部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放在香港。2019 年跨国企业在香港设 立了 9025 家地区总部及办事处，其中有 46%从事进出口贸易、 批发及零售业务。香港另有 10 万家本地贸易公司，这些本地 贸易公司的一项重要业务便是开展离岸转手买卖及分销，资金 成为开展贸易活动的主要手段。
香港是典型的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 合一，居民与非居民账户相同，可直接向境内外支付或接受各种来源的资金，实现了全球最高水平的可自由兑换。香港金融 监管部门对金融业监管以原则为本，即只设最基本的指导意见， 通过行业自律机制厘定同业共同遵循的营运手册，由银行自行 研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及操作办法，使银行在提供离岸金融服 务时有较大的伸缩性。但同时，为防控洗钱风险，香港金融机 构设有严格的账户管理制度：在客户准入环节，对账户实际持 有人或公司股东背景严格把关；在内部管理上，按照全球最高 等级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要求建立内部监控体系， 引入先进技术，严格评估资金进出，一旦发现客户有违法违规 行为，则立即冻结或取消账户，没有酌情权。
税制方面，香港税负低廉，税制简单且透明，是全球赋税 环境最佳的地区之一。金融机构在香港经营，需要缴纳的直接 税仅有企业利得税，标准税率低至 16.5%；金融从业人员缴纳 的个人薪俸税标准税率为 15%。低税负有利于吸引金融机构和 高端金融人才。此外，离岸金融可能会涉及其他境外地区的业 务活动，收入亦有不少源自香港以外，香港实施的“地域征税 制”而非“全球征税制”，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开展离岸金融 的竞争力。香港一直注重研究其他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经验，有 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措施。特别是利用税收工具促进离岸金融发 展，如将企业财资中心及飞机租赁的利得税宽减 50%（从 16.5% 下降至 8.25%）等。
高效、安全、便捷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 支柱。在以香港金管局主导，各主要金融机构参与营运下，香 港建立起了港元、美元、欧元及人民币四种货币即时支付系统 （RTGS），迄今仍是全球少数可提供多币种大额支付即时总额 结算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香港还建立了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 统（CMU），为债券及票据提供结算交收，并与区内及国际系统 建立联网。此外，自 2003 年境外首家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在香 港设立以来，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量持续增长，目前占全球离 岸人民币业务清算量的七成，进一步巩固了香港离岸国际金融 中心的地位。
二、新加坡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跨国公司投资重点向东南亚转移， 美国政府采取了限制资金外流的紧缩措施，美国银行策划在亚 太地区设立亚洲美元中心以谋求应对。新加坡政府展现出了其 敏锐的市场嗅觉，允许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设立亚洲货币经营 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开展亚洲美元业务，并取消了 ACU 业务的外汇管制。这些措施使得新加坡在和中国香港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于 1968 年成功建立亚洲美元市场。随后，新 加坡逐步放宽外汇管制，于 1978 年实现外汇自由进出，推动 新加坡离岸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同时恰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 发达国家大量金融资本流向亚洲市场，新加坡成为亚洲美元交易中心。 在发展初期，由于当时新加坡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金 融都不发达，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新加坡选择了内外分 离型的发展模式。内外分离型的发展模式既可以避免国际资本 自由流动对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冲击，又可以为新加坡的金融 开放带来契机。
新加坡金融市场以外汇业务为突破口，体现较强的服务境 外特点。首先新加坡地处欧亚非三洲交通要道，具备全天进行 外汇交易的时区条件，可 24 小时服务全球；其次，离岸金融 业务为新加坡带来了大量外汇交易和对冲风险需求，新加坡国 际金融交易所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合作，创造了 24 小时外汇 交易条件，将服务范围拓展至全球。1998 年新加坡全年外汇期 货交易量首次超越东京成为亚洲第一。2019 年国际清算银行 （BIS）外汇调查显示，新加坡以 7.6%的全球外汇交易量份额 排名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在证券市场建设方面，新加坡也体 现了以境外为主的服务特点。虽然东南亚地区赴新融资的企业 数量有限且规模小，新加坡股票市场挂牌企业数量仅为中国香 港股票市场的 1/4，债券发行规模仅为中国香港的 1/6，但根 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2019 年的统计数据，新加坡交易 所挂牌企业中，境外企业占比最高达 35%，为全球第一。保险 方面，撤销了外资股权 49%的上限，并开放了再保险公司（reinsurer）和自保公司（captive insurer）的市场准入。 截至 2021 年年末，新加坡合计有银行 159 家、资本市场服务 机构 1107 家，保险公司 79 家、再保险公司 51 家、自保险公 司 82 家。新加坡是亚洲目前最大的自保险中心。
新加坡在发展离岸金融之初就取消了非居民持有外汇存 款 10%的利息预扣税，随后又取消大额可转让存单、亚洲美元 ACU 贷款合同及有关文件的印花税。在发展过程中，新加坡多 次调减了离岸金融业务所得的相关税收，如将 ACU 的利得税从 40%下调至 10%，将离岸再保险业务税收降至 10%，对国际银团 贷款和亚洲美元贷款债券发行相关收入免税，通过免征外国投 资者投资收入税收鼓励基金业发展等。
三、伦敦
伦敦离岸金融中心起源于欧洲美元市场，后来逐步发展为 欧洲货币市场。二战之后，美国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满足 美国境外美元投资需要，对美元外流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性措 施，而英国伦敦的金融机构又以较高的利率吸收了大量美元存 款。同时，美国因逆差造成美元资金大量外流。20 世纪 70 年 代，美国出现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 以美元为主的大量石油收入，使欧洲美元市场规模急剧扩大， 而整个欧洲美元市场业务量的 1/4 以上集中在伦敦。
较为宽松的监管和税收环境，使得伦敦离岸金融中心具有 了比在岸业务更高的金融效率。在此推动下，市场交易的币种 日益多样化，从美元逐步扩展到英镑、马克、法郎、日元和港 币，再到欧元等所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这使得伦敦 离岸金融中心从早期狭义的欧洲美元市场逐步演变成欧洲货 币市场；市场参与者结构由单一走向多样，虽然银行仍占据主 导地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其中；业务 种类也日趋多样化，从美元存款和贷款扩展到多币种的存款、 贷款、债券、商业票据和股票等；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目前 已遍及全世界。
伦敦离岸金融中心有诸多优势。一是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伦敦的政局稳定，法律制度完善，即使在战时，英国法律也能 很好保护外国资本的权益。伦敦的经济也很发达，其金融城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 400 年前，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国际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英镑也成为最重要的国际支付工 具之一。伦敦金融市场的国际信贷、外汇交易量以及外国银行 的集中程度均居世界第一，证券交易量居世界第二，保险、金 属矿产交易量列世界前茅。这些都给海内外投资者以安全感、 信任感和稳定的投资收益。二是灵活高效的金融监管。过去较 长一段期内，英国金融监管实施的是以金融机构自律为主，以 “道义劝告”为辅的监管模式，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和约束较少鼓励金融机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 国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伦敦离岸金融中心的国际地 位，尤其是 1986 年进行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第一次“金 融大爆炸”和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进行的以混业监管为核心的 第二次“金融大爆炸”等两次重大金融改革，奠定了英国金融 业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三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伦敦是世界上 著名的港口城市，处在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带北美与西欧之间的 关键部位，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海外贸易非常发达。一方面， 伦敦与其他欧洲金融中心处于同一地区，海空交通便利；另一 方面，因时差关系，伦敦在开始营业时可以及时受理远东金融 市场发出的交易，而在营业结束时又能同北美市场的交易对接， 实现全球 24 小时不间断交易。这些都非常有利于伦敦离岸金 融中心的发展。
四、纽约
传统观点认为，离岸金融中心的主要业务是经营非所在国 的货币，而纽约 IBFs 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的认识。IBFs 是 指“银行在美国一种类似内部自由贸易区开设的国际分部（分 行），它能够参与国际金融业务而不受国内银行通常受到的一 些限制，如对储备金的要求和某些保险费的缴纳，并可以享受 州税的特别减免。
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发展速度比美国快，美国对欧洲贸易 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同时，欧洲的利率比美国的高，美国资本 处于不断外流状态。因美元大量外流和金融服务业流失使美国 政府认识到，必须进行金融改革来提高美国对欧洲货币的吸引 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恢复并提高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 争力。为此，纽约清算协会于 1978 年提出设立 IBFs 的构想， 纽约州批准给予地方税减免。1980 年，美联储获得美国货币控 制法授权，制定部分监管适用范围，并于 1981 年底修改“D 条 例”和“Q 条例”，允许美国各类存款机构及外国银行在美国 的分行和代理机构建立 IBFs，正式宣告 IBFs 的诞生。
IBFs 的制度设计基于两个原则：一是 IBFs 的业务不受境 内各项金融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的限制；二是客户范围严格限 定为非居民，资金仅用于国际业务并与国内业务相隔离，IBFs 账户内的美元视同境外美元处理。 IBFs 准入比较简单。根据美联储的规定，任何金融机构， 包括美国的存款机构和外国银行在美分行，不需要向美联理事 会提出申请或事先取得认可，只要在规定时间内通知联储理事 会，设立专门账户来区分境内美元和境外美元，均可成为 IBFs 的成员,开展离岸金融业务。
IBFs 管理相对严格。因美国的 IBFs 不划定特定区域，因而其地理分布非常广泛，给监管带了一定的难度，所以，蕴含 的风险比较大。为了避免 IBFs 对国内货币市场造成的不利影 响,美国政府对 IBFs 采取了审慎的管理制度。要求其成员设置 内外严格分离的账户，存放款仅限于非居民(包括银行等金融 机构)，且不允许投资证券。
总而言之，主要离岸金融中心中大部分采用了境外离岸金 融市场的发展模式。境外离岸市场的开放程度、国际规则对接 程度都较高，在推动“市场建设”方面有较大优势。而纽约 IBFs 离岸业务在本国经营本国货币的模式，则为上海境内离 岸市场建设提供了启示。尤其是在系统性地进行“金融基础设 施”建设和离岸流动性调控方面。例如，境外货币当局不具有 调控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法律职责、目标、手段、动力和激励， 从而使其很难成为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操作的责任单位。境内人 民币离岸金融体系由于位于货币发行国境内、受中国管辖，能 避免很多问题和成本。此外，如果“金融基础设施”和“宏观 调控”交由境外国家或地区政府，中国政府将面临跨境法律和 监管权限的限制以及跨境数据传输等障碍，以及为减少这些限 制和障碍所付出的成本，并且较难控制相关设施的发展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