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科技打压政策有哪些调整？

一 警惕阶段：重点打压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对华科技崛起的担忧主要聚焦于中国军事投射能力 的上升。2005 年 3 月，时任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称，中国快速增长的军费开支令人担忧，美国将通过自身的军事实力建设 以及加强与韩国、日本合作以应对中国军事实力的扩张。2006 年 2 月，时任小 布什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约翰·内格罗蓬特 （John Negroponte）在向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提交的“2006 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提出，中国军队整体结构中的 很大一部分配备了全套现代武器和硬件，美国需要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崛起且高 速推进军事现代化的大国提高警惕。同样是在 2006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在《四 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称，“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拥有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 的最大潜力，并拥有破坏性的军事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技术可以抵消美 国传统军事优势，而美国没有相应的应对战略……美国的政策旨在鼓励中国选择 和平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化的道路，而不是军事威胁和恐吓。”出于削弱中国军 事技术实力的目的，2007 年 6 月 19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出口和再出口管制的修订和澄清；新的授权验证 的最终用户；进口证书和中国最终用户声明要求的修订》，对“可能增进中国军 事能力”的物项出口施加许可证要求，具体涉及 31 项约 20 类产品领域，例如飞 机发动机、水下系统、机载通信系统、惯性导航系统以及有助于电子战、太空通 信或防空的高度专业化电信设备等。

二 防范阶段：着手打压中国电信技术的推广

在小布什执政中后期，除了防范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外，其开始关注并担忧 中国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收集美国情报的能力。这一趋势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得以进 一步深化，美国逐步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网络空间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 险。2009 年 3 月，奥巴马政府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向参议 院军事委员会提交的“2009 年度威胁评估”中提出，随着政府、私营部门和个人 活动持续转向网络、数字系统功能的海量增加、趋于普遍的无线系统，以及信息 技术的设计、制造和服务向海外转移，美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中的安全威胁将不 断增加。2011 年 10 月，美国国家反间谍执行局（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发布《外国间谍于网络空间窃取美国经济机密》报 告称，越来越多的经济收集和工业间谍活动发生在网络空间之中，而中国是美国 经济信息与机密技术最积极的情报收集者。2012 至 2016 年，奥巴马政府第二位 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在每年向参议院提交的“年度威 胁评估”报告中，均将中国界定为，通过信息基础设施、技术供应链漏洞，窃取 美国知识产权与经济利益，对国家安全最具“侵略性”的经济间谍（economic espionage）。102012 年 10 月，美国众议院发布“关于华为和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 全的调查报告”，认为华为和中兴向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的设备会损害美国的 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并建议美国国内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电信 市场的持续渗透，并加强关注中国电信企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在防范阶段，中国主要电信企业在美国的业务，就已频频遭受美国国内“侵 犯知识产权”、“威胁通信安全”、“工业经济间谍”等指控的干扰。相关行为固守 “先入为主、绝不信任、有罪推定”的原则，并呈现出“严密监控、主动防范、 逢案必卡”的行为特征。122008 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出于所谓的 “国家安全担忧”，对华为收购美国电信公司 3Com 的交易发起了调查，最终这 项收购因监管机构的反对而流产。

三 遏制阶段：全面打压中国先进技术的超越

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国内就长期以来对华“接触”是否错误 以及是否过时的问题展开了辩论。这一辩论的结果是，美国认为，中国借助美国 对华的接触实现了快速崛起，但发展的结果、方向和权力转移的速度并非是美国 冷战后对华实施流动策略所期待的。21即，结束对华战略接触以及放弃“塑造” 中国的战略构想，成为了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战略共识。随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 出现全面转向，以及在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政策偏好、执政理念的影响下，中美 战略竞争态势愈发突出。 美国将“科技领域”整体性地视为了关乎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组成，中美科 技关系也随之全面安全化。2017 年 5 月 23 日，时任特朗普政府国家情报总监 丹·科茨（Daniel Coats）在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在过往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网络间谍活动”及情报威胁的担忧外，新增了美 国在“新兴与颠覆性技术”（Emerging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领域所面临的 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称“人工智能（AI）正在推进有利于经济的计算能力，但这 些进展也为我们的对手提供了新的军事能力……物联网（IoT）正在将数十亿的 新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但也扩大了网络行为体对网络和信息的攻击潜力。半导体 仍然是经济和军事的核心，但由于技术高原和其他国家的投资，新一代半导体 （Next-Generation Semiconductors）可能对美国造成新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 正加速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方式提高国内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以减少对外国半导体 技术的依赖。”222017 年 8 月 14 日，时任总统特朗普向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 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发送行政备忘录（82 FR 39007），指示其调查中国可 能损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发展的任何法律、政策及行动。232017 年 12 月 18 日，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 并称中国通过网络间谍及其他恶意行为窃取美国的专有技术和早期阶段的创新 想法，以及通过合法的转让与商业关系获取美国的技术专家、科技企业及知识产 权等，以缩小中美科技实力的差距、削弱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24从 2018 年起， 在所谓“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的名义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及相 关企业遭受到了美国全方位的科技打压。

一方面，调整美国出口管制体系，对中国整体性地扩大管制物项的范围。 2018 年 8 月 13 日，特朗普签署通过了《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该法案新增了对“新兴和基础技术”（emerging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的出口管制，旨在补充被美国政府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未被既有出口管制法律法规所涵盖的技术。另一方面，系统强化对华管制措施，限制重点企业的技术获取与经济活动。

上述可见，自 21 世纪初，美国就已经开始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但是，打 压的重点和程度有所不同。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重点警惕中国科技企业对中国 军事现代化的支持。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在军事现代化之外，美国开始逐步防 范中国科技企业所谓的“网络间谍”与“网络攻击”行为。特朗普政府则是在中 美战略竞争的框架下，进一步将“美国对华的科技优势”纳入了“国家安全”范 畴。这一认知调整，使得美国在对华博弈的过程中，将科技问题、中美科技关系 全面安全化。只要是涉及“先进技术”、“数据传递”等与美国存在技术竞争的中 国实体，均遭遇了特朗普政府的积极针对与极限遏制。